美国的中东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风向标，其在中东的战略困境折射出当下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仔细看，美国当下在中东陷入战略困境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客观层面百年变局的推动，又有主观层面长期以来美国中东政策所积累的恶果以及当下美国战略研判所出现的失误，这种困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非单一事件所致，而是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原因。

美国对自身战略利益认知出现重要偏差

自奥巴马政府起，美国开始了在中东的战略收缩。特朗普时期美国提出“印太战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更为明显，更加聚焦大国博弈，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与遏制。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了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全球战略稳定”。两份报告通篇充斥着对华的战略焦虑，显示出美国迫不及待地要将更多战略资源用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而对于美国的中东战略，两份报告涉及很少，且更多可视为是对大国战略博弈的逻辑延伸。具体看，美国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利益认知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二是全力打压遏制伊朗（包括什叶派抵抗轴心的非国家行为体武装组织）；三是加强与海合会国家特别是沙特与阿联酋的军事合作，并推动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重点推动区域防空反导合作；四是加强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事实上，美国未能理性、全面、长远地评估自身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并不以美国的战略认知为转移。目前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利益认知与实际情况已存在严重偏差。中东地区的地缘位置联系着欧亚非大陆，基辛格在其著作《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充分论证了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明确指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中东地区依然对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产生着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基辛格将中东地区视为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区并用最优秀的外交与安全团队处理中东事务，这与近年来美政府对中东的战略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在中东至少存在以下三点重要利益：一是维系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二是维系“石油—美元”体系；三是维系以色列的安全。上述三点属于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直接在政治、军事、金融与能源等多领域影响美国的战略安全。在当下百年变局的催化下，又长期受美国短视的中东政策所拖累，它们已显得岌岌可危，而任何一点的崩溃将直接关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以及全球霸权。

美国的战略利益认知偏差的三个具体失误

盲目聚焦大国竞争，认为只要在中东能够遏制中国与俄罗斯的影响力，就能够维系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以冷战思维将自己的战略利益强压在地区国家之上，从而忽视了中东地区国家自身的发展利益与安全诉求。而当下的美国又无法为中东提供足够的安全产品，也无法帮助中东国家实现产业升级。更多的域内国家如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等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只是中东地区安全的“破坏者”而非是“建设者”。2023年，中国成功斡旋了沙特与伊朗的复交，2024年又成功斡旋了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签署“北京宣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当下，俄罗斯欲在中东积极破局，打破当下深陷乌克兰危机泥潭的不利局面，表现了其重视在中东的战略投入。中俄在中东影响力的提升也迎合了地区国家希望拥抱战略自主与多元化地区格局的愿望。

认为只要遏制伊朗就能保护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为此，美国忽视了中东地区国家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动乱后，迫切希望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夙愿与时代潮流。近年来，以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为代表，土耳其、沙特与埃及，沙特与叙利亚等都在积极改善双边关系。与之相对，美国却一直抱有冷战思维，希望打造与什叶派之弧相对抗的“中东版北约”，但地区国家响应寥寥。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不仅未能有效遏制伊朗，反而加剧了地区的安全困境并损害自身安全利益。

美国中东政策刻意将“巴以问题”边缘化，忽视了其对美国中东安全利益链条的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巴以问题是中东的根本性问题，巴以冲突也是中东的核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