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奥巴马政府起，美国开始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并欲将更多战略资源用于大国博弈，尽管此后历届美政府的中东政策手段与侧重均不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以更小的成本维系美国的地区霸权。2023年10月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至今并已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内政外交，折射出当下美国中东战略的困境。目前，美国即将迎来特朗普2.0政府，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新保守主义立场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中东战略困境。

近年来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

“9·11”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投入大量战略资源，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美国雄心勃勃地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意图在中东地区强制推行所谓的“美式民主”，实现所谓的地区自由化、民主化与市场化，进而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中东地区新秩序，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但从实际收效看，美国一厢情愿的“民主改造”惨淡收场，尽管美国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大量战略成本，地区也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中东新秩序。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全面评估并反思前期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扩张，美国中东政策发生了重要调整。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国力衰退，加之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了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但这种“收缩”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愿意放弃美国的霸权，其更强调应用“巧实力”与多边主义来构建秩序。奥巴马的中东政治遗产主要有：历史性地达成了伊核协议；撤兵伊拉克增兵阿富汗；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部分矛盾的降级缓解。奥巴马时期美国的中东战略更加侧重实用主义，更加侧重立足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东。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点火了“阿拉伯之春”，却又置之不管，进而导致了中东地区至今仍在延宕的混乱与失序，其中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大片攻城略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是崛起于此期间。奥巴马时期，在中东地区还发生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极端组织杀害事件，客观上暴露出美国对中东地区主导力的下降。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政府提出“美国优先”，美国外交中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特征明显，同时美国的中东政策还带有浓郁的特朗普个人色彩。特朗普政府力避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持续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其中东战略主要聚焦以下两点。一是全面撕毁伊核协议，同时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二是力挺以色列，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同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此地。不再认定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漠视“两国方案”，力推为以色列量身定做的所谓“中东和平新计划”等。此外，美国还积极推动阿联酋、巴林与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为更好充当离岸平衡手，美国还力图打造旨在与什叶派抵抗轴心对抗的“中东版北约”，建立起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新地区安全机制。特朗普的中东战略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秩序的失衡。特朗普时期，俄罗斯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中东区域大国如土耳其、沙特等国家均强化了战略自主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意愿与主导力均发生明显下降，中东地区秩序已进入深度调整期。还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时期“巴以问题”被美国刻意边缘化与工具化，这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延宕埋下祸根。

拜登政府中东战略初始目标即全面“修复”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战略的“失衡”，力图恢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力”。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从某种程度看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2.0版，其中东政策团队基本上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主要人员构成，但与奥巴马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又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更加聚焦大国博弈，美国欲将更多战略资源投入印太地区，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更加注重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二是更加侧重所谓价值观外交，注重外交中的“人权”与“民主”，加大对地区国家内政的干涉力度。三是有条件地重返伊核协议。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拜登政府必须重启伊核谈判，但与务实谈判相比，拜登政府实际上更加注重对伊朗的遏制。四是继续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总体观之，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显示出矛盾性与摇摆性。

细观美国近年来的中东政策，无论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大中东改造计划”，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巧实力”战略，再到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以及拜登政府在中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其政策重心不断调整，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以下逻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