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田一熙的作品《寻隐者》，就进入到贵州层层叠叠的山山水水之中，云深不知处，山中难见人。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才会造就出民间流传的“百草皆药，人人会医”“三千苗药，八百单方”的独特状况，才会出现“医巫同源”的医药文化特征。这也让苗医对疾病的病因诊断、用药、药物的命名、加工炮制、养生保健都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方法。跟随着田一熙探寻的脚步，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医疗方式方法也一点一点地揭开神秘的面纱。

《寻隐者》中的“隐”在整个作品语境中或许可以有多重层面的理解。一则体现当下苗医的工作处境——他们往往没有行医许可证，但却是“许多山里穷苦人的寄托和支柱”，往往需要跋山涉水地去救治病人。二则体现了苗医在当代医学语境中的边缘化地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苗医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医疗方式可能是极其陌生的。田一熙对此也有充分的认知，她虽然是基于自身对苗医的特殊且复杂的情感开始这个系列的创作，但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她尽可能地把握好主客观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尽可能真实地记录苗医的行医与生活现象。

摄影当然不只是一种机械化的观看手段，或者单纯的取证工具，而是一种重要的认知驱动力。摄影意味着创作者要么将自己全然地投入一个陌生的情景之中（或者说，摄影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的行动），促使拍摄者必须用自己的生命真诚地与现实世界中的人、事、物进行交流，生成一种新的生命关系。摄影之于田一熙的作用正是如此，当她决定要拍摄记录苗医的现实处境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她不能先入为主或理论先行地去进行创作实践，甚至连创作这种意识都必须放下。她真实地进入到苗医的生活与工作之中，既是一名观察者也是一名参与者。因此，她将作为参与者的真情实感含蓄克制地编入作品之中，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客观真实且富有人情味的苗医的世界。

林：你的大学专业并不是摄影，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摄影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打算正式从事摄影的创作？

田：现在回想起自己的摄影道路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如果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可能就不这样认为了，因为作为个人兴趣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尝试和体验，每一个我想拍下的瞬间都是我真正被触动的瞬间，每一个我想拍摄的人都是我发自内心想要连接的人。

我在大二的寒假突发奇想靠着兼职的工资和家里给的压岁钱买下了价值不菲的尼康D750，或许它对当时的我来说足够贵重，也就促使我一直没有放下它。摄影把我带去了更广阔的、真实的世界，与许多美好的人与事相遇，这是写作无法带给我的生命体验。

大四的时候我去了影像艺术馆做志愿者，真正接触到了艺术摄影，让我看到了摄影的另一种可能。第一位我接触到的摄影艺术家是植田正治，当时在艺术馆里做讲解员查阅了很多他的资料，也看到了很多作品，那时候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拍自己的家乡、拍自己的家人，从生活入手就可以创作艺术，简单的黑白照片也有动人的巨大力量。

后来读研究生到了上海，刚刚入学我就联系了无像的倪梁老师，告诉他我想去打工。在倪梁老师的书架上我认识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新的苦恼也出现了——到底什么是艺术摄影呢？怎么拍才行？我不明白。但这种苦恼很令人兴奋，因为艺术摄影意味着我必须更深刻地剖析自我，更清楚地看见世界，才能建构自我的话语。

林：从原来的专业转到摄影创作上，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田：我一直都很喜欢写作，所以大学也只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享受关于文字的一切，甚至在细读文本的过程里察觉到作者用的某一个字所带有的信息和情感都让我兴奋不已。这种建立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文学叙事思维在一开始会影响我的摄影，很容易拍着拍着就像在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