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我在《中国摄影需要什么？》的长文中，提到一个话题：中国摄影需要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然而，说到摄影批评，它在中国的这片土壤上既“难”也“易”，原因很复杂，也值得深入思考。

我们先来看看摄影史上的一段“公案”，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摄影家米诺·怀特。当年的怀特是美国摄影的信仰人物，有很多追随他的学生。他的教学方法也颇具特色，包括禅宗练习或运动练习等。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怀特的传奇性剧增，他自己也成为一些人的批评目标，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来自 A.D. 考尔曼，一位为《乡村之声》写作的年轻的摄影评论家，哪怕怀特帮助了他的展览。考尔曼在几点上竭尽全力地攻击怀特，他的文章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如“主要的极权主义者”“滥用权力”“神秘主义精神食粮”“不可思议的极端”“反智力的和自我夸大的主题”“自动神化”。考尔曼甚至说，怀特的“自尊自大，权力的滥用以及不负责任”是极端的。

考尔曼对怀特的批评的确直接影响了怀特的声誉。然而，怀特虚怀若谷，依旧像以往一样没有停下精神寻觅者的脚步，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人“现在只有向上提升，再提升，带着燃烧的精益求精的火炬，去点燃旅途中每一个路边的位置。我们可以追随他的进程沿着排列着的篝火上山，直到他消失在山顶积雪的落日中。”

这样的批评（考尔曼）和这样的宽容（怀特），在中国摄影界也许是难以想象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向来被人们比喻为艺术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任何一门艺术样式的成熟提高，都是和相关的艺术批评紧密结合的。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艺术创造就将成为“独轮车”，难以维系起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因为离开了批评的监督，或者离开了批评的导向，一方面，艺术创造很容易成为“一言堂”，成为某种观念甚至是某一个权威的“家天下”，很容易扼杀艺术创造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批评的缺位，很可能使艺术创作庸俗化，失去原本应有的活力。就国内艺术创作的领域来说，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的可能就是文学界和美术界，在这两个领域中的批评氛围，一直是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多么具有权威性的“大家”，都无法逃脱随时被点名批评的“幸运”，从而也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十批判书”，批评者的锋芒直指王蒙、王朔等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又比如美术界的泰斗吴冠中在数年前引发的关于中国画的“笔墨”之争，也引来许多尖锐的批评。这样的例子在文学界和美术界不胜枚举，尽管在一些场合中也不乏商业炒作的成分，但是对于提升整个艺术观念的变革力度，无疑是利大于弊的。

反观中国摄影界，不是说这样锋芒毕露的批评没有，而是实在少得可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批评的氛围越来越稀薄，几乎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静下心来想想，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