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20日，78岁的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在时隔四年之后重返白宫。

特朗普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首位在竞选连任失败后又赢得第二个任期的美国总统。有媒体在特朗普胜选后写道，他借力人们对生活成本和非法移民问题的焦虑获胜，而这场胜利将改变美国的优先事项以及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决定了他更注重国内，但问题在于现在国内和国际紧密联系在一起。”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1月15日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在2023年加入香港大学之前，李成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了17年，并从2014年起出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华裔，也是该中心任职时间最长的主任。

回归白宫的特朗普不再是2016年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时的那个华盛顿局外人。经过四年的执政，他比第一任期有了更多经验。但和八年前一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他近期关于收购格陵兰岛、接管巴拿马运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像是未来四年戏剧性事件的征兆。

“特朗普是一个多变的人，但有两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变过：一是增加关税和国内减税，二是保守的移民政策。”李成说。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通过《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和“301条款”，加之《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高达25%的关税。拜登虽然批评过特朗普的关税举措，但他在上任后保留了这些关税，甚至有针对性地扩大了关税的征收范围和程度。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宣称将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在李成看来，这是有可能的，但中美双方将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李成指出，在特朗普上台早期，中美关系会有一个机会窗口，但这究竟是短时间的机会窗口还是能持续维系，现在还不好判断。

2025年1月17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指出我们都高度重视彼此互动，都希望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新任期有一个好的开始，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特朗普表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希望继续保持对话沟通，期待尽快同习主席见面；美中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应保持长久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而当拜登离开白宫时，他留下的是一个毁誉参半的遗产。尽管在他任内，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创造了破纪录的新就业岗位，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8%，导致民众生活负担加重，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处境艰难，这成为民主党输掉选举的重要原因。拜登也未能弥合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撕裂，而随着特朗普的回归，这种撕裂在短期内依然无解。

拜登遗产

《财经》：你在2023年离开华盛顿，加入香港大学。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时，你经历了特朗普的第一个四年任期，也经历了拜登三年多的任期。你如何看待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留下的遗产？

李成：2016年12月，我和基辛格博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时任主席卡拉·希尔斯在纽约一起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当时特朗普刚刚当选，我们谈的内容与其说是我当时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政治的新书，不如说是特朗普。我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个观点：特朗普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也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失败的总统，但不会介于两者之间。

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就任不到三个月的时候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海湖庄园会晤，他也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八九个月之后，我已经得出结论，他只是“破字当头”，而无“立”的能力，他将会是一位最糟糕的总统。

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很遗憾的是，美国近期遇到了历史上两个最糟糕的总统，不仅是特朗普，还有拜登。拜登总统犯了很大的错误：从阿富汗的撤军、俄乌冲突、中东危机，这些都是外交上很严重的错误，尤其从阿富汗狼狈撤军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极其严重。历史对俄乌冲突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公正的评价，但拜登的应对存在很多问题。

在对华政策上，拜登通过同盟国外交针对中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拜登的行为可以理解，但它的后果是把中国推向俄罗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就说过，美国外交和战略最糟糕的局面就是让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走在一起，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由于被美国逼迫。

拜登提出的所谓“东亚小北约”，是极其荒谬的一个概念。北约是在欧洲，不是在亚洲。将北约扩大到亚洲，把整个东亚地区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我对拜登的遗产打分是很低的。

《财经》：你如何评价拜登对中美关系的处理？

李成：在中美关系上，拜登避免了自由落体（free fall）。虽然不是对特朗普最后一年对华政策180度的改变，但是他不时地在调整政策。很遗憾，拜登有时被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所绑架，比如他在2022年与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成功会晤之后有很多积极的互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准备在2023年早些时候来中国，但随后发生的所谓“间谍气球”事件绑架了拜登的外交政策。

在拜登执政期间，脱钩的形式是“小院高墙”，他从来没说过要全面脱钩。而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特朗普的鹰派团队是要实现全面脱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断说要抵制中国，要求全面脱钩，要求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都要注册为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继续在华盛顿展开游说。这样问题就很严重了。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了“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拜登上任后取消了这个行动，保护了华裔。拜登维持了美国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交流，而特朗普团队在2018年秋一度想要停止向中国留学生发放学生签证。所幸最后没有实施，但这样的提议能够得到白宫政治团队的通过，让人担忧。拜登团队则主张中美交流，虽然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做法也很荒谬，但至少是不准备终止教育交流。

在台湾问题上，尽管拜登也犯了很多错误，但他的团队没有主张“台湾独立”，而特朗普团队的很多前官员和现官员有这样的倾向。这是特朗普团队的问题，他本人也许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他与团队的关系微妙，这些保守、反华、反共的力量将会左右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理性举措会受到民主党、共和党主流或者其他力量的强势阻拦。

拜登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与特朗普的团队相比，他在有些方面要好一些。说实在的，两位总统都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所以我对两个总统都不看好。但这引出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观点：也许我们把注意力过多地给了总统。无论是拜登或者是现在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们都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态的产物，特朗普现象对美国的冲击不是变化的原因而是结果。拜登为什么这么失败，也与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关。为什么他年纪这么大又有明显的认知障碍还让他再次参选，这些都值得深思。

而中美关系下滑或者甚至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矛盾。什么是结构性矛盾？我一直在讲三个方面。第一，美国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碰到像中国这么强劲的对手。冷战时期的苏联只是在军事上强大，而中国的强大是全面的，从军事、经济到科技。中国并不是要挑战美国或者代替美国，中国连G2（两国集团）都不认同，更不用说代替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