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西周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教育制度，礼教盛行、化民成俗便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与商业的兴旺发展，文化与思想空前活跃，教育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勃兴局面。应运而生的诸子百家，不仅著书立说，将各自的学问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培养了大量的经世人才与博学鸿儒，教育的辉煌成了最为亮丽的时代风景。如孔子创办私学收徒讲学，有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孟子的弟子也有很多，周游列国宣扬儒学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荀子也是一位活跃的儒学大师，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甚久，晚年长期居楚，著书授徒。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勃兴，不仅在历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且开启了一代新风，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是我国古代教育繁荣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统治者积极倡导和推行教化，不仅建立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制，而且全国各地的私学也很发达。汉代统治者还将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和选拔官员相结合，尤其重视将那些声名远播的博学鸿儒征辟或召拜为朝廷重臣，或将儒生中的佼佼者提拔为要职。这些做法，有力地促使和激励了汉代教育的空前发展，也使汉代教师地位继春秋战国以来再次受到空前绝后的尊崇。

其实，汉高帝刘邦刚起兵之时，是看重英雄豪杰却并不重视儒者的。刘邦的草莽习气很重，常用折辱的态度来对待儒生，史籍记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这种做法与他出身贫寒，自幼没有机会读书，因而在心理上有意为之，可能不无关系。但后来有三个人使他彻底改变了这种态度。第一个是郦食其，为陈留高阳的一位博学狂生，刘邦在当地招纳贤士豪俊，郦生自我推荐，进见刘邦时，“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说他如果要做大事打天下，“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后常为刘邦出谋划策，被尊为广野君。第二个是楚人陆贾，也是一位佐助刘邦打天下的儒生，在汉初曾受命去说服南越王尉佗归顺汉朝，陆贾因功拜为太中大夫。汉王朝建立后，陆贾经常对刘邦讲述《诗》《书》，刘邦很不耐烦，骂道：“我在马背上夺得江山，哪用得着什么《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又说秦王朝正是由于迷信暴力才垮了台，如果秦王朝懂得效法先圣推行仁义，陛下怎么能夺得天下。刘邦觉得有道理，便叫他总结秦朝亡国的教训和古代成败兴衰的经验，陆贾于是写成了《新语》一书，刘邦读后大为赞赏。第三个是叔孙通，原是秦朝的待诏博士，率儒生弟子百余人跟随刘邦，汉王朝建立后，叔孙通和儒生弟子们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仪制度，使刘邦“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给叔孙通升官赐金，给他的弟子们也都委任了官职。叔孙通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汉王朝制定了礼仪制度，更重要的则是确立了儒生在汉王朝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司马迁因之而称他为“汉家儒宗”。刘邦虽然“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对儒生态度的彻底转变，还表现在他对儒家鼻祖孔子的尊崇上，《汉书》记载刘邦当皇帝后十二年的秋冬之际，“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这是历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开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汉王朝的文化教育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学术活动亦日趋活跃，民间讲学也逐渐兴旺起来。

汉初在官制上还仿照秦朝，专门设置了博士，掌管教学活动。关于博士，战国时已有之，但当时并非官职，仅为一般博学者的通称。到了战国末期，博士才逐渐成为官职，主要负责议论政事及礼仪。秦朝时，有博士七十人，设仆射为博士之长。汉朝的博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汉朝博士的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称，主要是“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汉初这一制度的确立，以后历代都有较好的延续。汉朝博士，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必须是精通一门学问的饱学之士才能担任，具有这种资格的大都为儒者。比如汉文帝时的年轻学者贾谊就因“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还有专治一经的博学儒士，汉文帝也召为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谓汉文帝于《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便皆置博士。据说文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数目和始皇差不多。文景时期的博士并不限于儒生，但儒家学说则占据着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