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的课堂上，同桌拿圆规扎向张素的手臂，留下一个小坑。没有出血，但痛感真实。有一次放学，她被反锁在漆黑教室里半个小时，叫喊无人应答。12岁的她，以为男孩们是在“玩闹”，将遭遇埋在心里。

她进入市重点后，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而不错的成绩未能阻止欺凌的到来。

她觉得同学们故意忽略她，“基本上一个人坐在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找我说话”。课堂上没人愿意和她组队完成任务，还有人对她投来意味深长的眼神，或几个人聚在一起，用她能听见的声音骂她。这样的经历，让她变得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认为老师都不值得信任。

这样的“校园欺凌”，因隐蔽性强、难以取证等原因，长期被忽视，难以被发现，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欺凌行为无法得到及时干预，欺凌者也不会受到“惩罚”，如此共同构成治理“壁垒”。

近几年，多地试图以刚性政策扭转颓势。比如，今年3月，四川省德阳市推出一项中考招生新政，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学生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便无缘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德阳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该措施旨在让“学校深化学生的教育，引导学生遵纪守法，遵守行为底线”，并表示，欺凌认定和处理有一套复杂程序，遵守国家规范，具体不方便透露。

新政的出台，引来不少网友拍手叫好，“建议全国推广”。也有人提出疑问，担心“治标不治本”。争议背后，是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但在认定和处理等方面存在困难的现实。

当校园欺凌与升学机制直接挂钩，又能否真正触及校园暴力的核心症结？

求助无门

沉默，是张素遭受“欺凌”后的默认动作。

最初，她不知何为“欺凌”。到了初中，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受到了“校园欺凌”，难过涌上心头。那种“类似抑郁的感觉”持续打击着她。

遭受欺凌后，她更习惯“接受”自己被欺负的处境，并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强化自身遭受欺凌的“合理性”。

六年级的寒假，张素“反思”认为“自己太懦弱”。高中阶段，她仍执着于找到自身的不足，如成绩不够优秀，容貌焦虑、说话口无遮拦，浑身充满负能量。这些想法阻断了她的行动。

校园欺凌中，这样的沉默并非特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进行调研，结果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面对校园欺凌，20.3%的学生要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才会向老师、校领导或家长报告。

但张素不是没有想过向老师求助。班里也有男生曾遭受欺凌。张素记得，男生将遭遇告诉老师后，反而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她不清楚前因后果，但她认为，老师是不可信任的。

被孤立后，她成绩跌至班级倒数。连续迟到被批评后，她越发觉得自己这样的“弱势”学生不受教师喜爱。她认定“老师没有办法提供帮助”。

这不是张素独有的想法。友乐青春团队主理人钟馨乐在校园进行防欺凌科普时，总有学生反问：告诉老师有什么用？

学生不信任老师，认为求助后会被指责“敏感”，将其反馈的问题视为“人际摩擦”或“玩笑”。也有被欺凌者向老师报告后，处境变得更糟。

对成人系统的不信任，加固着沉默。有时候，教师们确实无力改变学生的处境。

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文新在2018年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年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