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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隐士，像竹林七贤、陶渊明、诸葛亮、孟浩然、王维等等，随便捋一捋就能毫不费力地列出一大串名单，稍微有点儿名气的文人学士或多或少都有远离尘嚣、寄情山水的情结，即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对隐居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赞美，形成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

人，找个地方栖隐，就像鸟找个地方筑巢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但是，因为一些隐士的名气实在太大，他们自得其乐的蜗居之地即便再平常，也会被好事者阐释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诸葛亮的草庐，杜甫的草堂，早被风吹得不见一根草茎，不断有人复制出赝品，却成为无数游人向往、探究之所。

比较典型的是陶渊明，担任过不少基层职务，最后一次当官的职位是彭泽县令，仅仅当了八十多天，屁股焐了个半热，衙门里的公务员还没有混个脸熟，便弃职而去，自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桃花源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明知自己无法改变令人憎恶的现状，只能通过一番虚构来抒发情怀，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心仪的世外桃源。那种没有战争与剥削、丰衣足食、怡然自乐的“乌托邦”，不仅仅令士大夫神往，也迎合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无限期望。

古人隐居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是不愿在官场同流合污，有的是官场失利，有的是养精蓄锐，有的则把隐居当作一手好牌去打，借此抬高自身声望，在世人中形成影响，引起官府的关注。当假惺惺的隐居者遇到了虚伪的统治者，就不断上演一出出好戏。朝廷任用那些假意隐居的人，可以展现自己的胸怀，证明对人才的重视。唐朝的卢藏用，就是通过隐居取得了贤名，被唐中宗召入朝中做官，先后担任左拾遗、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等职。时人称卢藏用“随驾隐士”。中国人历来善于跟风，有许许多多的人效仿卢藏用，隐居在终南山，把自己的小诗工工整整地抄几首，请某位小吏喝喝酒，托他拿去京城上见皇帝，以此求得做官之路。大名鼎鼎的李白也在终南山玩过隐居的噱头，他心知肚明，按常规的科举路线参加考试，恐怕难以出头，所以剑走偏锋，最后皇帝还真请了他。仅凭“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终南山就足可以跻身中国隐士名山了。

那些名士选择隐居的地方，大多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用俗人的话说就是特别有灵气，而且常常出现名人扎堆隐居的现象。

素有“中国智慧化身”之称的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做了十年的待业青年。以他的老谋深算，是没打算永久隐居的，他虽然过着躬耕苦读的生活，却“每晨夕从容，常抱膝长啸”。什么意思呢，每到凌晨和傍晚，他就坐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上，在空旷的山中朝天长啸，那是何等的不甘与自信？所以，他在隐居期间与友人交谈时常常自比管仲、乐毅。也就是说，他在隆中山隐居的十年里，虽然躺卧在草庐的木榻上，却从没有过彻底“躺平”的佛系心态，而是夜观天象，伺机出山。自然而然，他屁股坐过的那一大块石头被后人称为抱膝岩，旁边建了抱膝亭，他隐居的隆中已成为游人如织的5A 级景区。

颇有意味的是，在襄阳城东二十里也有一座文化名山，本名苏岭山。因为刘秀在重臣习郁的陪同下巡游至此，眯了一觉，梦见两只梅花鹿，命习郁立祠于山。有皇帝口谕，习郁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动手建祠，并刻两只石鹿立在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苏岭山更多时候被叫作鹿门山。

习郁被封为襄阳侯，骨子里潜伏着的隐逸情结泛泡一样突突突地冒了出来，在襄阳城南十里的凤凰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仿范蠡养鱼之法，掘水池，建园林。习郁后裔，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曾任荥阳太守，后因脚疾，解职返乡，隐居于此，唯大才不废，敕命编修国史。习凿齿是当时天花板级的大学问家，“锋辩天逸，笼罩当时”，著有《汉晋春秋》等。他的挚友是另一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即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释道安。当时，习凿齿邀请释道安到襄阳弘法。释道安师徒一行四百余人被安置在习家池相邻的白马寺。释道安抵达襄阳，习凿齿见面后即言：“四海习凿齿。”释道安应声答曰：“弥天释道安。”两人隐居在凤凰山，常常通宵达旦促膝长谈。释道安在襄阳十五年，是他一生中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利用生活上的相对安定，整理佛典，阐发佛理，制定佛规，统一佛姓，是中国佛教史上订立寺院规则的第一人，使佛教徒以“释”为姓永成定式至今不变。苻丕攻下襄阳，将释道安与习凿齿一起“送”往长安。苻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人可以送走，习家池却搬不走，自汉晋以来一直是宴游名园，孟浩然、李白、杜甫、皮日休、欧阳修、贾岛等均临池赋诗。习家池距今已近两千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园林，被誉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

再回头说说鹿门山，先后有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等名士归隐。诸葛亮曾到鹿门山拜庞德公为师。当时荆州（即文学作品中常提及的“荆襄九郡”）的治所在襄阳，割据一方的大军阀荆州牧刘表数次邀请庞德公。庞德公压根不给他面子，携妻栖隐鹿门山，采药而终。庞德公是给人起外号的顶尖高手，他称诸葛亮为“卧龙”，其侄儿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这些响当当的外号都盖过了当事人的本名，流传至今。庞德公老给别人起外号，自己总也得有一个，于是被后人送了一个“知人”，不够响亮，却是恰如其分的美誉。司马徽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隐士，隐居在离襄阳不远的白马洞，拒绝了刘表的多次邀请，虽然后来迫不得已被曹操所得，却缄口不言，不久病死，才华始终未得施展。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人物，算唐代田园诗的先行者，二十多岁已经诗名天下，却“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人称韩荆州，也是当世的一个笔杆子，搁在今天妥妥的一个省部级官员，一个玩票的文学爱好者，虽然文章写得一般般，却没有文人相轻见不得别人好的坏毛病，反而在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曾经推荐不少人到朝廷做了级别不低的官，在江湖上积得了好名声。李白曾经写过《与韩荆州书》，马屁拍得啪啪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天真的李白拐弯抹角，低估了他人的智商，当别人是傻子，他识得韩荆州的目的，还不是想封万户侯，实现自己的“卿相梦”？这个韩荆州无论在官场，还是文坛，都是一个难得的热心肠，他推荐上瘾，执意要带孟浩然到京城去引荐给唐玄宗。到了约定出发的时间，却不见孟浩然的人影，就命人去叫孟浩然。差人提醒孟浩然：“君与韩公有期。”孟浩然斥曰：“业已饮，遑恤他。”一个白眼就把差人打发了。孟浩然比李白大十二岁，出名较早，加上他的诗确实写得好，人又豪爽，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相比自己眼巴巴地讨好韩荆州，李白自愧不如，所以写下《赠孟浩然》，对孟浩然骨子里超脱世俗、不慕荣华的隐逸人生观做了最好的阐释：“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也印证了李白在他的代表作之一《将进酒》中所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