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窗外黑乎乎的，离天亮还早。陶光明看了一下表，才两点多钟，却再也睡不着了。但他必须睡着。他强迫自己这样做，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数数。据说，这样可以催眠。可数着数着便数乱了，心里更加烦躁，翻来覆去，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又睡了一会儿，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醒来后，头脑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
终于，客厅有了响动。乔梅起床了。妻子乔梅每天清晨都要去小区跳广场舞，雷打不动。如果遇上下雨天，她们便会去雨棚下跳。
随着房门咔哒一响，陶光明知道乔梅已经出门了。他睁开眼睛，天已亮了。时间约莫是六点钟。乔梅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准时出门。陶光明不想动，他重新闭上眼睛，头脑发沉，嗓子发干，胸口发闷，有点喘不过气来。这种感觉已经有好多天了。可能与晚上没睡好有关系。到了白天，则浑身乏力，食欲不振，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不香。有时下楼散步时，腿也发软，迈动步子都费劲。
乔梅劝他去医院看看，他一口拒绝：“看啥看？有啥好看的！”他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自从大老丁给搞倒后，他仿佛失去了目标，一下子没事做了。空虚！他想起专家们说的话：退休后必须尽快适应，找到新的目标，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这一点乔梅显然比他做得好。乔梅是普通工人，五十岁就退休了。按现代年龄划分，五十岁还属于中青年，还很“年轻”，有很多精力可挥洒。陶光明开始还为她担心，怕她适应不了。但他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乔梅很快就适应了退休生活。每天除了跳广场舞、买菜、烧饭，还在老年大学报名参加了书画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比上班时还忙。她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都是跳广场舞和上书画班认识的，时常结伴出去旅游。
这话倒也是。老陶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平时确实没什么事。老陶在职时，倒也不觉得，成天开会、出差、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在局里，他虽是个副调，好歹也是个副局级，平时大家也众星拱月般地敬着他，叫他局长，以示尊重。可退休后，情况大不同了。人们见到他虽然仍喊局长，但脸上早已写满了应付。有时他还寻摸点由头去机关看看，找点存在感，可大家都很忙，客气点的还让他坐坐，泡上一杯茶，大多数只是打个招呼，便把他晾在了一边。去了两次感到没趣，便再也不去了。机关不去了，食堂也没法去了。虽然他的饭卡还在，总不能为了吃顿饭跑去吧？再者说了，去了也尴尬，过去在职时总有人围着转，经常有人主动凑上来向他套近乎，现在倒好，人们躲他远远地。有时他打了饭菜，主动走到某人的桌边，人家也会找个理由避开。那神情好像是：理你不好，不理你也不好。乔梅说他太敏感了，可陶光明心里清楚，这不是什么敏感，而是世态炎凉。人一走茶就凉，这话说得一点没错。
相反，乔梅却没有他这些烦恼，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快快活活。乔梅退休时，陶光明曾支持她参加各种活动，现在反倒时常抱怨，尤其是对她结伴外出旅游尤为不快。因为她一走，家里冷冷清清，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吃饭也成了问题。
其实，陶光明会烧饭，厨艺远在乔梅之上。家里逢年过节，或来客，都是他亲自上灶，乔梅只有打下手的份儿。不过，平日家常饭菜都是乔梅买、乔梅烧，陶光明并不插手。特别是他荣升“副局”后，家里的事差不多全由乔梅包揽了。这已成为固定的模式。如果乔梅一出去，便全乱了。
乔梅好心提议道：“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玩吧？”陶光明听了鼻子一哼道：“你们那些人，不三不四的，我可不会去。”
乔梅知道他看不起人家。因为经常和她来往的，都是一些普通职工，地位不高。用陶光明的话说，没一个上档次的。乔梅对他的话很反感：“什么档次不档次的，退休了大家都一样，都是普通的老头老太。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不就是一个副调吗？退下来了，啥也不是，谁还悠你啊？”
乔梅的话说得难听，却是事实。陶光明也试图做出改变。有一次，乔梅拉他到老年大学书画班，想让他也参加。可他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啊！”他没好气地说。原因是他看到了机关食堂的老涂也在书画班上。老涂原是个临时工，在食堂里做大厨，还是陶光明当人事科长时批准招进来的。后来由于工作努力，转为正式工，并在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分管食堂工作。这种人陶光明压根儿看不上。老涂见到他倒是非常高兴，屁颠颠地跑过来，用那肥大的手巴掌紧紧地握住陶光明的手，连声叫道：“陶局长，你也来学画啊？”陶光明勉强笑了一下，心里满是厌恶，说看看，我来看看。老涂说太好了，欢迎欢迎。陶光明一肚子扫兴。“啥玩意儿？”他回去后便对乔梅说，“你们书画班，咋什么人都收啊？”
二
陶光明对级别特别看重，与人交往，总要把人家是什么级别搞清楚，同时也不忘亮一亮自己的身份——有时是暗示手下人介绍，有时身边没人，只好找机会故作轻描淡写地带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有一次，省里有一批作家、记者来市里采风，他是陪同之一，谈话间又向人家说起自己的级别，结果却适得其反。事后有作家说，这家伙太可笑了，副调算个屁，省里一抓一大把。这话传进陶光明耳里，让他好一阵不自在。
陶光明家在农村，出身贫寒。自从大学毕业分到机关后，便苦苦奋斗，一门心思往上爬。好不容易熬到这一步，你说容易吗？其间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付出多少努力，虽说直到退休，“副”字也没有拿掉，让他引为憾事。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他的能力问题，而是他没有后台。为此，他一提起这事便大发牢骚。乔梅劝他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看关晓江、老杜他们，还不如你哩，连个副局都没干上。老舒资历多老啊，退休时不也是个副局吗？
乔梅这话是好意，可陶光明却不爱听。“他们算个屁啊，”他恼怒地说，“你老拿他们和我比？”
“怎么不能和你比了？”乔梅说，“关晓江、老杜都是研究生，学历比你高，老舒在你刚进机关时就是科长了。哪一个比你差？”
“得了吧，什么狗屁研究生，”陶光明说，“我是没考，我要考的话，能比他们差？”
“那你考啊，又没人不让你考。”
“我不是家里困难吗？”陶光明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要不我能不考吗？”说到这里，他突然光起火来：“乔梅，你怎么老说别人好，存心气我是吗？”
“我可没这个意思。这不是劝你嘛，心要放宽点。”
“算了吧，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陶光明沉下脸来，不再搭理乔梅。他最烦乔梅说别人比自己强，尤其是拿身边的人，如关晓江、老杜和他比。
陶光明比乔梅大两岁。他与乔梅认识是通过同班同学乔峰的介绍。乔梅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长得娇小可爱，人也很能干，原在部队当兵，退伍后到街道工作。陶光明虽是大学生，但家在农村，长相也不出众，皮肤黑黑的，瘦不拉几。乔梅开始根本看不上，后来陶光明毕业后进入机关工作，乔梅才同意和他好。陶光明当然求之不得，心里美滋滋的。可事后得知，乔峰原打算把乔梅介绍给关晓江，因为关晓江已有对象了才想起他，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好像吃了一粒发霉豆子，一想起来就堵心得慌。关晓江与陶光明、乔峰是校友，不过比他们高两级，宿舍都在一个楼层，彼此熟悉。关晓江是干部子弟，能说会道，长相也很帅气，尽管陶光明不肯承认，事实上他的条件远不如关晓江。为此，他从心里嫉恨关晓江，尤其不愿乔梅提起他。
陶光明毕业后，关晓江又读了两年研究生，他们差不多前后分到机关工作，而且在一个科。由于关晓江是研究生毕业，无形中便压了陶光明一头。陶光明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考研究生。其实，系主任当时很看好他，主动提议让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可当时家里实在困难，三个弟妹都在读书，好不容易供他毕业，父母希望他尽早工作，接济家中。后来，他找机会考了一个党校在职研究生，但水分太大，还是比不了关晓江。
在科里的头几年，他和关晓江表面上关系还可以。那时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孙大明。孙大明是副科长，部队营级干部转业，作风狠辣，行事干练，平时管理严格，对关晓江、陶光明的散漫作风很是看不上，时常批评。关晓江不吃这一套，常和他当面顶撞。陶光明也讨厌孙大明，但他不敢公开撕破脸，只能在背后骂娘。
过了几年，科长到龄退休了，局里开始考察孙大明，要提他当科长。这一来关晓江急了。他找陶光明说：“这个鳖孙子要是上去了，我们没好日子过，咱得把他搞下来。”
“咋搞啊？”
“向上反映啊！”
说着就拉着陶光明一起去找局长。陶光明当然也不想孙大明当科长，不过他却不想出头，于是便说：“别啊，咱们还是分头去好，不要让局长以为我们是串通好的。”
关晓江觉得也对，便自己去了。后来，孙大明的科长果然没当上，调到另外一个科，仍是副科长。至于陶光明是否找过局长，他则含含糊糊。关晓江问起这事，他没说去，也没说没去，只是压低嗓门说，别声张，这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听这口气，好像是去了。关晓江也相信他去了。因为他后来听人事部的人说，孙大明没能提拔是因群众意见太大。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去找局长，不可能是这样的结果。
实际上陶光明并没有去，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他自幼生活在底层，父亲打小就告诫他，别惹事，咱们陶姓是外来户，没根基，谁也惹不起。这种生存之道影响了他一辈子。凡事他不会像关晓江一样挺身而出，直抒胸臆，但他有自己的办法。早在农村上中学时，陶光明就知道了人民来信的力量。那时村里有个会计贪污公款，就被人民来信揭发了出来。这信是谁写的？一直无人知晓。有几个怀疑对象，死也不肯承认。这个会计虽有后台（村长是他的叔公），但人民来信写到了县里，县里派人下来查，村长也包不住。这事让陶光明记忆深刻。于是他回到家里，关上门便写起来。内容是说孙大明思想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牢骚怪话多，业务水平低，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喜欢骂人，背后说领导坏话等等。这些内容有的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有的是无中生有，刻意编造，但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全都有枝有蔓，有鼻子有眼，而且时间、地点俱在，不容你不信。陶光明是局里笔杆子之一，写起来并不费劲。不过，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脑尚未普及，需要手写。况且为了产生效应，他不止写了一封，而是写了三四封。每封都用不同的口气，内容上也有变化，包括笔迹，不仅不能让人看出是他写的，还要避免让人看出是一个人写的。落款则写着“革命群众”，或“正义之声”“人民的声音”等等。为此，着实花了不少工夫。
不过，效果显而易见，孙大明的科长“黄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