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就一直想趁着没有遗忘，记下心里的感受。突然一个意象跳进脑海，是高仓健主演的《网走番外地》。同时又有一个诙谐的快递术语跳进来，叫作“北京其他区”。确实如此，在这个“其他”之中，如杜甫咏叹过的一样，我们青春作伴，何止“即从巴峡穿巫峡”，甚至西过死海东下扶桑，年年长旅，十次出境，写作不停，新学外语，度过了生命中宝贵的十六年。

牧人的本质是迁徙。当毡房又在西山麓搭起时，我回首沉吟，参悟着自己的履历。远眺东方的地平线，那一望无际的迷蒙烟树，是我最近的影子。

1

遥想十六年前，小女长大了。与人合作的九十年代既成过去，只笔独行的形式也不会变。背囊中塞着电饭锅，手里翻着希提的名著，先进行了念盼的西班牙之旅。三个月后回国，一脚踏进了“非典”的封锁之中。

今后，需要一个安静的基地。

前方次第展开的山头，要有计划地一个个攀登。听朋友说他们在密云水库边买了一套房子，非常便宜，于是我俩也跑了一趟密云。

寻找新家是一件诱人的事。一旦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我们津津有味地看，想一处处重新确认北京。

确实在眼中北京变了。它不仅再不是孩童时黄昏玩耍的德国坟地和攀爬的东便门残破城墙，不是每个周末穿过的清华北门外那处涌出地面的泉水，甚至再也不是趁着课间操的空隙，刚从民院的一二节哈语下课就冲出教室骑车狂蹬去北师大赶三四节俄语课的我的学生时代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意识到，方兴未艾、高耸紧挨、正在无限蔓延吞噬的楼群，已把心中旧影的北京掳掠一空。

确实哪儿都挺好，又实在哪儿都差点儿。

不管多么不尽如人意，但却兴趣盎然地寻觅。为什么呢？有时也停步琢磨一下。

若是向早先远远上溯，骑着马在汗乌拉的八十里方圆之内寻找营盘时，就是这种感觉。瞧，眼前是新鲜的视野，两翼是陌生的长梁。蓝空中硕大如山的云团压向地面，脚下的牧草无论夏季浓绿或是秋天枯黄，叶尖都硬挺完整，没有经过畜群啃咬。家搬到哪里我都喜欢，包扎在哪儿都觉惬意。于是额尼棍、哈纳墙，一座新包成形，再把毡子、皮被、马鞍搬进去，牛粪木箱放在东南，全家合影摆在正北——新的家安好了。

若是再追溯，早在刚摸笔，我就描写过一个“黄泥小屋”的意象。我写过，对中国人来说，“在路上”不仅是浪漫，而且是一种忌讳。从来不爱读经典理论的我，还那么年轻就莫名地对“社会主义住宅问题”感兴趣，而且不能自已。当头一次想认真描写自己的母族时，我在食、色、劳（动）、信（仰）之外，把“黄泥小屋”精心地设计成了小说的主题。

那个念头，其实是非常私人的和心理的。很多黄土高原的朋友，因为自己的家都是泥屋，所以喜欢我的这个题目，但他们与我并无类似的感觉。

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是一种孤军暴露需要掩体的潜意识？

噢，今天我已经不喜欢再探讨了。因那年怒发冲冠一次拍案斥职弃俸之后，我喜欢品味的，是梁间纵火烧毁家屋时狂烈的快感。

比起花费了四五万字写的小说《黄泥小屋》，还是后来恣意挥洒的一些散文写得痛快：“大火猛烈地烧起来，它扫荡了我寄生的纸人国，也终于烧尽了我一身的烂稻草。我赤裸着，爬了起来。浑身轻松极了。我看见了无限辽阔的原野平川，地平线默默无声，但毫不伤感。她如同最宁静最温和的女人，等着我一步步走过去。”还嫌不够，我居然还这么写过：“沙沟农民一共给自家泥屋放过六把大火——想想那些泥棒子教师，心里还有什么不踏实呢。”（《放浪于幻路》）

在这样放任的思路下，家安在了京东的小镇——燕郊。

2

噢，燕郊，该怎样描写你呢，难道我还不趁机发几句牢骚？

快递北京其他区

八一四五低端車（jū）

宋江北漂失毛笔

大裤衩下泪几滴

非也。我心里惦记的事，更多是别的。

若是数一数，每到一地我首先担心的是闹不清地理。

既然一步迈进了京东，蓟州潞城、温榆潮白都扑面而来。早年听说过通州八里桥乃是咽喉之地，一直到僧格林沁的骑兵败在了八里桥，慈禧太后才逃向了贯市村。

如今八里桥就在眼前。我专门去细细看过几遍，十几年里无数次路过，每次都不忘对它凝视一回。从金朝修卢沟桥，到马可·波罗旅居元大都，这种花岗石筑成的桥，曲线随意，石料粗犷，毫无中国土木建筑的呆板匠气。看惯了八里桥，心里便有了一点桥的美学。

不用说还有李贽的墓。每过通州，我总琢磨李贽行径思想的过人之处。我想归纳他，并想象为他送葬的挚友。那种朋友，一旦承诺便妻子后事可托，令我遐思不已。

京东平原水道繁杂，哪怕下大力气也很难在心里构成一张图。北运河、箭杆河、张家湾的萧太后运粮河，还有流向大厂的鲍丘河——可是哪怕追寻到天津，追着天穆码头的朋友细问，我依然只做到了粗知一二，而没能捋清这张水网。

京东原野上的水陆码头、古村名店，也尽力都去走了一遭。矗立着“津门首驿”巨碑的河西务，偏离大道古色古香的香椿营，王静斋挂幛开学的安育，更不用说大名鼎鼎的北坞——朋友结交了不少，美食也换着尝鲜，但就像内蒙古草原一样：只因没有山，所以难辨路，对埋藏在这一片迷茫烟村中的解数，我最终也没能达到一个“懂”。

记住了忘不掉的，还是人。

通州以东，人的脸庞大多长方，细眼红脸，隐约有一丝通古斯的味道，显然是满族大举入关的遗迹。京东人和别处差不多，交情深了，大多朴实痛快。

八公里外有个胖老弟，曾经是文学青年，我看重他对老人的孝顺。只要一声招呼，他便跑来，修电器，装电脑。高楼村有个开出租的杨师傅，嘴严车稳，十来年用他的车，我喜欢后座躺着，听他慢条斯理的形势分析。

但论大气，最数游侠一般的易二哥。他仗义扶贫，见弱舍财，常远奔张家口外去帮助穷困。一家穷困的西域人来京求医，食宿无着。易二哥认作自家事，指示开餐馆的小辈把包间腾出，让那家人住下，从一日三餐到化验结果一包到底。一个异乡人的幼儿不幸病亡北京，他听说便开车拉到家乡，一手操办了殡礼。而且——不让我写！

我把初稿发给他，觉得是个临别礼物。他呢，非让我删了有关他的部分。

“干那点事不能让人知道。要是宣扬，味儿就全变了！”不得已，我去掉真姓使了假名，他才勉强不吭声了。

我一生以为难有比我更能旅行的人，但认识了易二哥就再不敢吹牛。他简直恨不得每天都在路上跑，一听我说起哪个地方，扯到想念哪里的哪个人，他马上就说：“其实很方便，咱们明天去吧。”

他那辆车人称“红毛骆驼”，总是一身风尘，居然从新疆若羌开进了青海柴达木，那一路几个大坂，是我一生没完成的事业。他动辄初一刚进云南，十五又到了塞北，去年以来特别催我去乌珠穆沁。因为他年轻时贩牛到过那儿，和我虽不一样，但也怀念草原。

鼠年白月（春节）那天，我照例给草原上的阿孃打电话问安，听说我的学生乔里玛去世了。阿孃说当年的学生们托她捎话，希望和我再聚一次。于是我心一热，决心坐易二哥的“骆驼”回草原——无奈疫情突起，再一次路断人隔！

都说庚子年难过，疫病横行。我住的地方全封锁，禁出入。易二哥放心不下，隔三岔五地来看我们。他隔着铁栏杆送来吃的，从大萝卜到豆腐丝。担心我们隔离得衰弱了，他特别笃信安宫牛黄，兜里摸出两丸，催我按节气服用。

他是唯一坚决反对我离开京东的人。

“您干吗非要走？别看燕郊今天怎么着，这儿人杰地灵。明天我开车领您转转果园，那大桃，一个两斤重！”

第二天或是第二周我们去了果园，桃树上确实果实累累。回来路过一道小河，他告诉了我河名。当时听着拗口，后来读了侯仁之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才知道，那道浅浅小河，就是古代的鲍丘水。“这儿人杰地灵”，我又一次确认了，即使在平原上，人也喜爱自己的家乡，他们不像我——都市的流浪人。

人在底层，结识的小人物音容亲切。

若是说起百姓人生，燕郊是中国的缩影。开出租的杨师傅说过，那年发大水，麦子地里能捞鱼。他说这儿什么人都有，他进过一个小区的车库，一字摆着几辆数百万的跑车。我也曾街上瞟见一个歌手的“横颜”，甚至自己也曾被一个读者认出。那兄弟把等红灯的我拦在路口，问我是不是谁谁谁。当然我怕打搅，灯一绿就扭头跑了。

满街熙攘的人群，多是谋生的四海来客。听说一个河南人下了火车，出了检票口，立马就在车站摆摊修自行车。三教九流十八般技艺，充斥着改革开放时代的街头。其中我究竟结识过几个，已经不好计算。物流小广场的岳师傅如今不知哪儿去了，他修电器简直像神医看病。“深度电脑”的黑龙江小王是唯一懂得Windows输入法的人，他明白安装日文输入法不是塞进一堆日文字母，而是装一个带词库能作文的全套软件。我很怕和他失联，路过他们店，总隔窗看他在不在。

有一阵我家楼上总是“咚咚咚”过去、“咚咚咚”过来地有节奏地响。一天，电梯里见一个女人领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呀”，当妈的忙不迭地道歉，我们当然连说没关系。第二天有人摁门铃，那妈妈为表示歉意，居然抱来了一个南瓜！

如今回忆，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意识到自己居然那么深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一个骄阳似火的中午，走过迎宾路口，一眼瞥见农村信用社的台阶上有一个小伙子正在礼拜，旁边扔着他卖核桃糕的平板车。我们看得实在感动，等他礼完了，就过去塞给一张百元。他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就硬塞回两包红枣。那时燕郊很多路口都有开着蹦蹦车卖烤肉的小伙子，我喜欢和家门口的那一个攀谈。提起礼拜，他望着我的眼睛摇头说：“不行，衣服脏。洗的地方吗，没有。”那双眼睛里充满真诚和遗憾。反复沉吟了许久，还是没邀请他来做客。怎么能帮他一把呢？干脆就买四十串烤肉，放冰箱里吃几天。

谁能预料，燕郊能吹气球一般地膨胀成全国卖楼第一？当然它没有巴黎圣母院底下直径八米的下水道。一下大雨就被“北漂”们命名为“观海模式”。到了那时，通途成湖沼，公路变大河，过街要蹚水六十米。一次，我从北京和编辑见面回来，路口绿灯亮着，公交车却停了不走：前面是水淹区。于是大家纷纷下水蹚河。和我并肩的一对小夫妻还有说有笑，我因为刚谈妥三期连载的长稿子心情舒畅，蹚着水甚至有一点快感。

人们并无很多怨言，可能由于还远远没有临近绝望吧，快了，下水道不是动工了么。皮实的京东，“健气”的燕郊（这是一个来我家做客的日本朋友对燕郊的评语），潜意识中在等着改变。

小瘦猴是个挂靠“货拉拉”的自营运输业者，我的最新老师。他给我运了一车书回北京，路上给我上了一堂战胜生活课。

“找工作？谁给你工作呀。已经买了房子，生了儿子，交按揭还贷款，我必须每月挣出两万八。这辆破金杯买下四万。昨天夜里儿子还病了，发高烧三十九摄氏度。医院？不去。哪能相信医院呀？我自己买药，给儿子按摩。管事儿吗？早晨出来接您时，儿子退烧了。您等等，我打个电话。（我听着他给老婆打电话，嘱咐了一通中药怎么熬。）北京的北一半，净是国企外企。南边半个，净是小公司。疫情这么凶，人得找活路，有车不拉货你吃什么？跑在北京大街上，你看这辆依维柯，你看那个大金杯，你以为它们踩足油门去哪儿呀？都是拉货的！有一天我待着正没活儿，来了一单是石材。重啊，我还是接了。一招手，路边美团小伙子叫上一个，帮我抬一把给他十块。人家干不干？不干他吃啥！燕郊车进二环，一次罚二百，所以我接单砍价要四百，人家嫌不嫌贵？不贵呀。逮住了，二百是警察的，逮不着可就是我的了。把账算清楚，客户都理解。您去崇文门？您这条路上一共四个摄像头，我知道警察都猫在哪儿。躲开警察躲开摄像头，一定留住那二百。找个工作？你看我不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份每月两万八的工作吗？还白得了一辆车。”

我听得入神。

见鬼了，北京在我眼里不一样了：满街的面包车，不管它多豪华，我看着都像“货拉拉”！

当然，若说起结交人，除了街市上的接触，更有自己的密友。

对约会那些不见就心慌，甚至再不见面就茶饭不思的朋友，燕郊是一处真正的基地。

所谓“小隐隐于野”。我们并无黑红机密，不过是做人如我者太少，顾虑世人好坏不分，所以惯于约会不声张。

数一数：在燕郊家里，我接待过的西海固农民，从志文夫妇和青铜峡那伙农民算起，到桃花、牡丹、海秤三个侄女儿，加上文波、廷玉、海涛、海源和琴梅，还不算北京打工的小辈团粒儿、独山儿，还有世兰、有福、李仲祺、何塞、木村、阿卡西娅（Acacia）、山崎（哎呀愈数愈多）……有的来了不止一次，有的乃是两地出发，也有几对是夫妻结伴来到我们的家。地方宽展得很，小住个四夜三天，享受回重逢的温暖。

不像北京的朋友来了，二郎腿一跷高谈阔论，农村来客大多惦着帮一把忙。

早上我的卧室门一打开，等候在门口的仨儿妈（志文老婆）便低头进来擦地。可能她把这件工作交代给了女儿，接待沙沟三女儿时，每天清晨她们爬起来头一件事就是用铁丝球和抹布拼命打磨地面。每块瓷砖都被她们擦得崭新鲜亮，就这样她们还为没干更多的活烦恼，临别时三人一色满脸的遗憾。琴梅也一样，睁着大眼睛泪汪汪地说：“我就是想好好地给你们做几顿饭！”她们对燕郊的人民公园喜欢得不行，每一个“景点”都拍照留念。仨儿妈进城逛那天特意穿了给她买的新皮鞋，不想西单前门逛了一天下来脚肿了，半跛着回到家。他们不分男女（尤其海涛那铮铮男子汉），临别时总是流一场泪，我看着心里却美滋滋地欢喜。

他们每人都有不同的经历角度，所以随便说些什么我听着都是补充。像昔日的内蒙古草原一样：我虽已远离，消息却不断。在流水的年月里，知识在不断的增添中矫正过去、判断未来，让我始终保持分析的锐度。

唯一歉疚的，是没敢让来北京给孩子看病的巴特尔一家四人住进屋来！他的会汉语的妹夫斯琴巴特尔居然从草原敲开了同仁医院的后门，领着哥哥一家来给半失明的小孩看病。我为难，他们要长期安营扎寨，但我俩已不是伺候人的年纪。虽然我尽力做了些别的，但咬着牙没说“来阿哈家住”……见到调皮捣蛋的吐木勒阿尔斯楞（小孩的名字）时，我暗自明白只能这么选择。但这是不合内蒙古习俗的，他们也一定出乎意料。白内障手术作罢，他们匆匆走了，给我留下了一阵心伤。

就不再多说歌手何力、孙恒或者千里了，这篇随笔没打算承负那些沉重。写他们，不仅需要足够多的篇幅，更需要彻底的出言无忌。只能说，我们在“北京其他区”的“黄泥小屋”里，掌握了人生的余裕，干了不少大事，和半个中国接续了情谊。所有那些聚会、仪礼、合作、夜谈的时间，包括手术那天陪巴特尔一家去同仁医院当翻译保障，都是重要的一刻一刻。

如果要追溯和小城的初识，是在1975年。我从考古专业毕业后，先去大港再去蓟县，都是看望伙伴。归途中路过了一个印象已漫漶不清的小镇，不知它的名字是燕郊。

后来读研究生时，翁独健先生和政协一些老者要去大厂参观，我陪翁先生坐车一路东行。那时的京榆公路上车影稀疏，大厂县派来的一辆帆布篷吉普车蹲在一个河边路口，等着给我们引路。现在明白了，那地点就是燕郊的铁门关——白庙。

曾几何时，白庙卡住了燕郊的咽喉。车堵在路上动辄一公里长，去北京渐渐变得困难。我虽喜欢在长途车上读书，后来也觉得心中气愤，腰腿酸痛。

最初觉出不便，是两位日本人警示的。

其中一位给我出版过《北方的河》日文版的老头惯于“领节奏”，突然一封信通知我，他到了北京而且后天就离京去某地，约我明天宾馆一叙——几次后不堪劳顿，我无奈便借口推托。他很任性，表达不快时用语伤人。另一个是久住北京的业余登山家，闲来没事便约我聊天。推托数次之后，儒雅内藏的日式脾气显露出来，他认定我不把他当朋友，于是断了来往。

他们哪里知道燕郊人民奔波的辛苦。若是把白庙关设在东海道上，百万住在横滨的东京人立即会以头抢地；或是把它安在江户川渡口，那么一条常磐线上的一串城市，包括我住了两年的松户、以足球队闻名的柏市，甚至朱舜水、陈天华留名的茨城的住民，都会因在东京的生计断绝一举怒而揭竿！

长铗归来乎？我暗自沉吟。

把念头对易二哥一说，他断然反对。

“要是觉得哪儿好，明儿个咱们开车去不就得啦？您说那儿的门钉肉饼好吃？什么好吃的连吃五次，也就吃腻了。说实在的，还真是舍不得您……这地方，人杰地灵！”

这是又一个北坞人。

我的前半生里，与底层的大爱书家、北坞村出生的张景尘老人结为莫逆之交。他去世后葬回北坞。我当时暗自决意要为他三年致哀，实际上由于近便，我夫妇俩一连四年都为他坟前点香。若不是鬼疫情作梗，就能作到满五年了——而同一个北坞村易二哥出现了，像接张伯伯的班，专程来帮助和陪伴我。

那天我没顶嘴，心里感动又为难。

京东底层十六年

身在百姓柴米盐

隔壁文人数铜板

吾以肌肤识民间

3

结庐人境，避车马喧，第一是为了读书。

记不清在这座小镇里读了多少好书，记得住的只是我被书引着，一步步习惯了以日文阅读。

知识人常欣赏“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我可是穷学生，一辈子尽量不买书。没想到在燕郊时代破了购书戒，显然是因为房子便宜省下了买书钱。

与读书并行，还有天下的骤变。所以当网络上蔓延凶恶的种族歧视时，正好读《方丈记私记》和《解读查理事件》。而为了让两周的土耳其旅行不致荒废，行前大量读书，其中《德里纳河上的桥》让我开眼，看懂了奥斯曼时代的石桥、驿舍、施贫所、学校的配套建筑。去马来西亚之前，把读过的《马六甲物语》要点拍成图片装进手机，它便是最佳导游手册。至于念盼的俄罗斯之旅前读的《苏尔坦·加里耶夫之梦》给了我观察鞑靼的角度，回国后再读佐口透的《蒙古帝国与西洋》，写俄罗斯随笔就有了底气。

最有趣的是去仙台读到了《支仓常长》。这位十七世纪日本仙台藩使节（1613—1620年访欧）抵达西班牙的第一站是圣卢卡尔（Sanlúcar de Barrameda）。而当年接待他下榻的圣卢卡尔公爵，恰巧是进燕郊前夕西班牙三月之旅中接待过我们的同一家族人！中间隔着几百年，房子却是同一座。索飒在那宅邸里和女公爵谈了整整一天，讨论她家私藏文书记载的、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之前就存在的美洲贸易。

一旦新知从书里源源而来，人会形成一种紧迫感。

后来干脆大量从日本买书。四五次从燕郊出发去日本，每次都有满满一箱子人家送的、强向人要的以及自己买的书运回。久了渐渐形成了一个念头：要把明治以来日本厚重的出版物积累，当成我求知的书库。

一位相交三十年的日本朋友，自动干起帮我从网上找书的事。那人是书香门第、教授世家，只要你读书他就高兴。不过也有例外，见我列出的书单里有一本推理小说《罗斯福的刺客》，他有些嗔怪地问：“买这种书也有必要吗？”

太有必要了。也许只有那本借“推理小说”之名出版的书，才揭露了后日臭名昭著的“伊尔贡”等恐怖组织，是怎样由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上海一手训练出来的。

我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学时，我疯疯癫癫沉迷音乐，大概没在东洋文库获得勤谨读书的好评。但到了花甲之年，我几度赴日彻底纠正了他们的印象。我拜访各种领域的著名专家，见面先摊开读过的他的书。同时掏出本子，一边问一边记笔记。读《方丈记私记》时不懂，我干脆买了给高考生编的上下册《文语课程》（荻野の古文レッスン）。

日本朋友吃惊了。

渐渐地，交付书费时他摇头不要。后来买的部头更大，我不想占便宜，坚持付钱，但他一副大哥神情就是不要，说是礼物，害得我改托留学生买。

人是否读书原来是由生性决定的，不一定混迹大学身为教授就爱读书。或者说，是做人方式决定了人是否读书。比如我，那么多年里东洋文库的两代研究部长给我的赠书都堆着没读，坐在燕郊的书房心静如水，上一代部长榎一雄先生的《从丝绸之路的历史中》（シルクロードの歴史から）和下一代部长佐藤次高的《马穆鲁克》（マムルーク），才被我细读一遍。

开头是抄成卡片，后来就用手机截屏。《文语课程》上下八课，用老师口气一边威胁学生“这可是高考必出题哟”，一边细细讲解了八段日本古文。坐上814路公车，我便打开手机，等到了家（或进了城）已经把两三段复习了一遍。阿文也如此，817或930路公车呜呜跑着，我半眯着眼默诵，走一趟一段阿耶提（经文）就背熟了。隔些天再与阿语达人交流，他们眼中那端详我的神情，大概就是所谓“刮目相看”。

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读小说。实话说，自从专心散文我便受不了虚构，国内的小说家究竟兴衰了几代都不清楚。但我着实读了几本日文小说。多是有目的，也有的是为了消遣。一回读一本杂志上登的评论我的文章，一册里还有一篇小说，是个黄昏恋故事，长途车上，前路正远，便读了起来。读着，被行间隐隐一丝“老后的美感”吸引。想起一些国内大师的老不要脸，抽空写了给它的书评《尽头之前》。

算啦，数家珍切勿滥。哪怕自称“六十岁当满拉”，一天突然电脑里打出了一行阿文时的快乐，都略去。

车一开就埋头读起，往往引起邻座好奇。“嘿，您看的这是什么文哪”，问得人不好意思。再就追问“您是老师吧”，我只好含混点头。好在曾在内蒙古草原教过游牧小学，点头也不算骗人。

长途读书好时间

日文西语古兰篇

邻座诧异问蝌蚪

答笑已过白庙关

4

我是远离体制、卖散文吃饭的职业作家，最要紧的事是写作。

那时从燕郊的北窗望去，外面还是一片绿油油麦地。窗外世界上汹涌蔓延着歧视、不义以及霸道，它们连接着自己在清华附中的少年体验。我的笔必须实行对它们的批判，哪怕笔杆系着锁链。

在这扇窗下完成的工作，实在是积累太多。此文只稍记三五：

头一次从燕郊出发去日本旅行的2006年，我买回了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方丈记私记》。他在1945年3月10日东京大空袭之后的一片焦土之中，体验了一名作家的痛苦反省。痛苦得倾吐一空的行文，使他突破了日本人很难突破的“日本爱”，痛斥压迫了他人又招致了自己毁灭的“祖国”。他愤怒的笔锋直指日本民族的禁忌：对天皇的问责。这正与我的心情类近。穿透这部厚书，甚至勉为其难地阑入古典《方丈记私记》，一步步都被我攀援而过，我终于借日本帝国的悲剧，写出了对帝国主义的拒否，喊出了我的呼吁。

至今我留恋那一段潜读与新学、疾书并陶醉的日子，写作《方丈眺危楼》强求着超出我极限的日文。但它被写成了，不仅是对帝国的诅咒，文章被写成的同时居然自己也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净化，这出乎意料，它才是珍贵的作家体验。

同时，《方丈记私记》作者、十三世纪僧人鸭长明的住居观，也深深鼓励了我这燕郊住民。“黄泥小屋”情结正走向一个终点。刘禹锡、周敦颐，加上日本的鸭长明，他们鼓舞了我选择的生存方式——以至于我把这本书里的名句，如“宽仅方丈高在七尺，所在无定故居不占地”（広さはわづかに方丈、高さは七尺がうちなり、所を思ひ定めざるがゆゑに、地を占めて作らず），“若旅人造一夜之宿，老蚕其作茧之所谓”（言わば旅人の一夜の宿を造り、老いたる蚕の繭を営むが如し）等，兑墨提笔，写成了日文的条幅。

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的《古兰入门》和井筒俊彦的《读古兰》（コーランを読む），都是二十世纪西方古兰学的重要著作，它们已远不是发泄宗教偏见的旧学，而是穆斯林认识自己的建议。这两部书我细细读过，要点读过不知多少遍，当然必须同步进行阿拉伯语的攻坚。面对号称最难外语的阿拉伯文，无奈的我，办法只能是只攻一点——我最关心的一些“点”，而无力再及其余。我把典故稍改，戏作一句“廉颇老矣，尚能学否”命名自己在杂志的专栏。同时暗暗祈祷，希望在记忆力不好的老年新学路上，能得天赐一丝灵感。

这些书读得如醍醐灌顶。大师就是大师，尤其井筒俊彦，他拔群的语学能力尚在其次，那庞大的理论框架和缜密逻辑，使我读得疲惫也兴奋。他们论及的经句，我都一一对照原文十遍钻研。当然，散布大江南北的朋友里多有阿语达人，我的方法是一字问三人，等三个人都提出各自见解，我常常就对原文获得了一点把握。

就这样，思考《古兰经》若干要点原意的《轻轻地触碰》写成了。它发掘了第一批重要的概念，而且幸运地被《读书》杂志分三期连载，大概《读书》杂志也因为它才初次印上了阿文？这篇长文是我为穆斯林朋友们做的一次宣传，也是对原教旨主义进行的一次挑战。

那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坚学习和缜密写作。文中涉及的阿文拉丁转写，每一个都根据它们在句中的语法关系，竭力做到规范。它不仅对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剖露，更解释了信仰的革命化改造的可能。一个青年穆斯林来信说：“请您注意《轻轻地触碰》对我们一代人是多么的紧要，希望您继续写下去。”而我感触更多的是：这次写作使我宛若新生，只要假以时间，人有体力，只要有一点点话语余裕，我就能让写作再次起步。

所以旅行迪拜时，当我发现那儿居然有一家比东京还大的纪伊国屋书店，里面的阿拉伯伊斯兰书籍应有尽有，远比在日本寻找方便，就不惜高价，用比日本贵得多的价格买下了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传》。胆从心边生，又从日本买来大批关于佛教净土宗与净土真宗、法然上人和亲鸾圣人的书籍。为了做更大规模的比较，再专程从燕郊赴日本访问新约专家荒井献先生和安藤勇神父（在日本住了六十年的西班牙人），根据他们的指导购置了关于耶稣的专业研究著作，如著名的《解放神学》和荒井献《耶稣和他的时代》，准备做一次大规模的研究与写作。

若为了控制篇幅，仅仅再写一例，写哪一篇呢？

在燕郊的“旅人之宿”里，不，应该说是我们告别亲爱的燕郊之宿前夕，也是在这场恐怖的疫情之中，我写完了长篇俄罗斯随笔《边境上的托尔斯泰》。

直至临行前，我也没敢奢想自己能开口说一句彻底丢光的俄语。我只想试试运气，就爬上书架，寻找在清华附中时学校发的俄语课外教材《维加·马列耶夫》（Витя Малеев）。万没想到，丢了五十五年的这本小薄书居然还在，还包着上大学时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包的书皮！

是我那么多次处理书也没舍得扔掉它呢，还是它强求我做一个永远的学生，所以一直在等着我？不知道。我有些迷信，不敢再怠慢这本小书，从找到那天到登机赴圣彼得堡，每天结结巴巴念一节：那可是从高中二年级“文革”开始前夕起远隔阔别五十五年之后再次开口念俄文哟！

总而言之，在俄罗斯的旅途中，我坚决地张口说了。我牢记着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说出了半句俄语时的感觉，那确实是一种孩子般的喜悦。那一句说出的瞬间，我意识到自己一定能写出这一篇。

语言神奇地恢复着，它像在悄悄地帮我。二十天里我使劲地说。当然是“胡说八道”，但有好几次解决了问题。大多只是问路，少数是交流。说，说就是胜利。我不管语法，错话开头：

“Kагда я был маньчик，в школе，каждую недель есть шесть урок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но，всё забыл……（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学校里每星期有六节俄语课，可是，都忘了……）”

别笑！也别以为我在炫技。早在二十岁刚刚在内蒙古草原骑上马时，我就习惯了“用对方的母语交谈”。用对方的语言说通哪怕一句，也是真正的接近和尊重，同时更是神妙的享受。长篇俄罗斯随笔《边境上的托尔斯泰》是依靠大量的资料，调动了我曾经的蒙古史专业和蒙古牧民的知识写成的——我要再说一遍：它是依据两翼的知识写成的，蒙古史专业的书本以及蒙古牧民的体验。但若没有经过自己的嘴说出的俄语，就像豆腐没有点卤一样，不会给我“活的感觉”。

我的生命需要这样的鼓舞。在这样的鼓舞下，人像是重新开始了少年时代。不用说，我重读了一遍蒙古史。以俄罗斯塔塔尔（鞑靼）的兴衰为经，以托尔斯泰的思想转变为纬，我重新宣扬了自己的主题：讨伐和拒否帝国主义。

涉及具体，我不回避主观的爱憎。无论对苏尔坦·加利耶夫，还是对保尔·柯察金——为着抗击另一侧的国际资本宣传，我在这一侧为他们辩护。我不苛评他们的国家局势，只赞叹他们到手的民主框架。对伟大的托翁，我没有一味赞美，但梳理了他从一个殖民霸权军人向一个人道主义先驱的转变。这篇文字最后清算了我对蒙古史的另一半既不懂又不学的旧债，还确认了我在当职业考古队员时从喀什对遥远喀山的想象。

不消说，几代中国人都学过俄语，也都有过“俄罗斯憧憬”，其实这个题目早就引起过无数的抒情，展示过各种人的各类思想。我也一样，我努了力，大致让自己读过的中学课有始有终。同时在这一篇里，一些其实已经超出了对俄罗斯的私人的感受，都被我一吐为快，毫不踌躇地写入文中。如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议论“浅薄的人很难理解：他们怎么能够忍受着民族压迫又拒绝了民族主义”；再如对苏尔坦·加利耶夫的评价“最忠诚的儿子得不到同胞敬重也许是世间的常象，但是思想和魅力从来不以名誉的多少衡量”。

别的例子，从《两人中的第二个》到《再转百拉提》，从《重读白求恩》到《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均从略。

只补充一句：它们全都是我在“北漂”们忍着怨言每天至少五小时往返奔波的“番外地”“低端区”，在与国贸一衣带水的燕郊，一篇篇写成的。

此刻写着，我数了数：在我已出版过的书中（包括旧书新版），居然有六七十本都是在燕郊时代编辑出版的。对自己而言，重要的写作，如描写西班牙之旅感受的《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表达留日体验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和它的日文版《把批判之刃对向自己：日本与中国》，还有后期的几本文集《聋子的耳朵》《你的微笑》《越过死海》《三十三年行半步》……每一本，从第一篇开头到最末一篇后记，无一不是在燕郊家中写成的。

5

信笔写着，我觉察到，这篇文字前后内容纠缠相叠，不好分小节。没准这也算一个归纳？读、写、行——我们在燕郊的十六年，三者同步并存，充斥生活，丰满的感受妙不可言。

2006年开始，十几年中我们一共进行了六次日本旅行，南至九州南端和冲绳的离岛，北抵北海道最顶端的宗谷海峡。为了与墨西哥的白银历史比较，调查了岩见的银矿和佐渡岛的金矿。为了更深地理解信仰，住进一座小庙学习日本佛教。我总是戏称“修学旅行”（日本中学生课程），但日本朋友可算是明白了：这家伙开头的戏言，最终必有结果。于是“求学从摇篮到坟墓”这一条圣训，裹挟了一个个日本人参与执行。去冲绳旅行时，我希望能尽量多地体验太平洋战争的现场，好朋友便从东京飞来与我们会合，渡海登上了渡嘉敷岛。由于愈来愈认识到板垣雄三先生乃是亚洲数一数二的思想家，几次东京见面谈得未能尽兴，于是2018年决意把旅馆订到他的家门口，来次“白发留学”，彻底谈个痛快。估计是老学生的求学心在老先生心里引起了共鸣吧，先生快诺欢迎，一周且谈且玩，宿泊地定在先生家所在的长野诹访湖畔，我又用日语戏称为“諏訪聴講”……

当好学生不容易，直至今天，记录的谈话还没复习，运回的书籍更没读完，但我已经懂得了一名知识分子生值此世，应该拥有怎样的立场、角度、知识、话语，以及怎样对待世论、思潮、他人和自己。

2008年，与好朋友乌玛尔·何塞·里韦列斯（Omar José Ribelles）一起，从瓦伦西亚的法乌拉村出发，向着南部崇山峻岭，走遍了南半条胡噶尔河流域。欧亚大陆就在西班牙南部轰然折断了，风土充满逼近的神秘。兼有峥嵘与美丽的山，唯有在这儿才能遇到。乌玛尔的车在山里迷醉一般爬上绕下，导航器上时时出现路断的图像，下面的文字是“路无名”（carretera sin nombre）。他要领我们去看万丈峭壁上开凿的、摩里斯科人躲避迫害的窑洞。确实，当真地抵近凝视它们时，人会觉得目击了古代。

高兴的是，我们在燕郊之家也接待了他，那几天他玩得很尽兴，临走把他送上出租车，从燕郊到首都机场只要五十元。

从燕郊的家出发进行的次次出境旅行中，唯赴拉丁美洲的三个月称得上真正的艰苦长旅——但我已经不能挥霍篇幅了。

张家川（以及分开甘陕的著名关山）、西海固、甘青新之间的绝地哈萨克安置村，险峻得令人谈虎色变的卡力岗藏回大山——它们均有散文“各司其职”，在此也戒除重复。

唯有两件事不能惜墨：

其一是2012年从燕郊基地出发、在约旦境内的几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决行的，以牛皮银徽的特制《心灵史》换得十万美元并将其一文不差全数捐献给四百七十六户巴勒斯坦难民的，一生一度的行动。难忘索飒拄着拐杖，在一户户难民家里安慰老人。难忘阿布穆萨发着高烧，护送我们穿过西奈半岛。对那一次，怎么写也词不达意，难言那酷烈的场景，更难言心藏的秘密。回到燕郊书房，我蘸墨写了两句，疏解胸中块垒：

人生一度越死海

男儿几时遂初心

其二是激动的麦加朝觐，也是从燕郊的基地，“枕戈达旦”，一步跨出。至今难忘登机之前，行李箱就放在一边，人在石榴花毯上祈念的情景。当然还有归来之后，《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激烈写作。我能够于一篇之内包含了朝觐——它的学术一面与情感一面，能涉及它的细末规矩，也表达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敢描绘那无比震撼的世界景观，更呼吁了刻不容缓的联合与改造——当然靠的远不是一点功力，而真是冥冥的眷顾。

记得写完它的那天已是斋月过半。凌晨，我们在院里散步，不免引得小区保安诧异。那是最佳的望月时分，天上的月亮一天天位移，那一夜游进了楼顶上的一个方框。它恰在中央，姣美的月光柔而不炫，如一幅神秘的图，像一个巨大的隐喻——美就活在限制的中央。燕郊，还有世间都在沉睡，我们轻提脚，浅踏步，生怕惊醒了他们。

6

但是，离别到了。

仿佛十六年来第一次，我转过头来打量燕郊小城。

我可能是这座小城里最特殊的住民，也可能我和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一样。为了战胜生活，由于两袖清风，我们辗转寻觅，把家安在了这里。

没准我是在这儿呼吁一次征文大赛？

燕郊的每个人都可以写写自己十来年的苦辣酸甜。我预感我会被很多无名新人击败，以上历数的“丰功伟绩”，闹不好会在他们的故事前头捂脸害臊。这地方人杰地灵，仿佛易二哥又在我的耳边说。

人为的隔断，造成了燕郊的困境。我们生也有限，不能陪同忍受。一旦想走，体内那游牧的血性就难以压抑。几次思索后，决意再次烧毁泥屋，投奔新的驻牧地。

从决心到行动一共七天。

真的要走了，突然我觉得居然这么舍不得！它不过是自己历史连串的一环，你干吗这么心跳呢？我问自己。

最后一次从国贸桥坐公交回燕郊的那个晚上，我又开了眼：巨大的立交桥下，缓缓移动着一条沉默的长龙，他们一步步挪向咫尺天涯的814路车站，一步步挣扎在回家路上。人龙从转了五六圈的铁栏里绕出来，再顺着国贸桥边蠕动，沉默着蠕动。

我放弃了814，来到930路车站。那天下午和一个朋友聚会，他不愿让我一个人等车，非一直陪着我。排队等来第三辆车时，我上了车，扳着车门时突然想起，示意他拍照。黑影里他举着手机，在黑黢黢的人头里与我告别。

回家路上还是忍不住心中激动。到了燕郊路口，下了930路车，一眼看见一个跨在摩托上等客的东北大汉。拍拍他的肩头，我跨上了摩托鞍子。

我已经好久没有坐过摩的，不，是好久没有骑在马鞍上了。一路上我俩聊得高兴，几分钟到了小区门口。突然间我觉得这一刻是那么宝贵，保安对我喊叫着要证件，我却把手机塞过去，让他给我和东北大汉照了一张“骑手合影”。

这是我的一张宝贵肖像。

临别前一连几天，心潮起伏莫名难消。我甚至白日幻觉，想象自己正在开演唱会，在轮番使用四种语言大吼大唱……散文不行，诗更不好，最后我写了几句，显然用毛笔才能抒情。

骥老衔枚

志在疾飞

及衢而骋

不计盈亏

削木磨箭

意在离弦

破竹折颈

不为两全

易二哥的家成了周转地，七天后搬家完毕了。

从平原，向山边，一步同时跨过了两种地理。八里桥与磨石口，卢沟河与鲍丘水——北京城，今天才刚刚为我展示成一个整体。

好一堂人生的大课……

知心的朋友不能放心，居然有两个人从宁夏乘飞机赶来。千里弟率领独山儿，睡在水泥地上，把我们撵走，他们干活。货卸车，书上架，在一刻刻的忙碌中——旧庐先变灰烬，新帐续而搭成。

日本把门牌号码叫作“番地”。高仓健演的电影里，网走是北海道尽头，已经没有街巷号码，所以叫“番外地”。亲爱的燕郊与北京的关系正是如此：它完全就是北京，须臾不离北京，却缺一块北京的门牌儿。

易二哥为了来看我们，专门做了核酸检测。

他用微信发来阴性证明，我看了差点落泪。我要把它打印，和西海固农民的来信一块收藏。京东十六年，得如此知己足矣。

好嘞，就这么一东一西，让我们做大地上的朋友！要紧的只有一件：生活哪怕是一块巨石，也只会被我们敲出火花，而决不会把我们压趴下！

惟因仗义曾拍案

未曾曲笔方画圆

今日揖别“番外地”

黄泥小屋意连连

二

1

那时疫情还没有爆炸。眼前晃动着污吏坐牢的走马灯，已没有值得吃惊的新闻。一天，接到一封纸质的信，让我大大惊奇：如今人人都是微信电邮，旧式的“信”已经绝迹了。

是那种只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节省国际邮费才使用的，折起来是个信封、沿切割线小心打开可读到背面密集小字的国际邮简。

仔细辨认着，密密麻麻的日文，像一个老人含混的自语。

1993年，离开日本前，想去与他道别，但联系不上，中间人说枣田患了“鬱病”（抑郁症），出版社已转让他人，拒不见客，地址不明。

弹指三十年，只是到了今天，在这封2018年的邮简上我才看到了他的住址：柏。

2

那是1992年，我人生中艰难的一年。我奔波在餐馆的洗碗池和出版社的会客室之间，脑海里固执又茫然。

用日文出的《红卫兵的时代》面世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邀请我讲演的地方多了起来。爱好读书、流行学习会的日本社会给了我机会——不像那些靠政治花招交换居留身份的人，我靠浅显的学术和独有的体验，让游牧生活或黄土高原的小小讲座吸引了听众，也挣回自己的房租与饭费。

那次讲演是一个叫“茉莉花会”的读书会主办的。顾名思义，参加的都是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我照例讲完，听众照例鼓掌。我道了谢，接过讲演费，准备离开，一个半老的老人走近了我。递来的名片上印着：亚纪书房代表取缔役。

其实亚纪书房很小，简直可称芝麻出版社，只有他一位社长加一个编辑青年。那青年的名字我忘了，或许叫松原吧——记得在爱知大学的时候，与我交往一年的小川利夫教授一旦话题聊到亚纪书房，就得意地强调：“松原君是我放进去的！”

那天很奇妙，一晚上我结识了两位莫逆之交。

另一个是服部老人，他自称关东军的“原志愿情报员”，曾在乌珠穆沁且就在我插队的那片草原生活过。与他后来的故事，成了我关于日本的著作《敬重与惜别》（日文版《批判之刃对向自己》）的前言。

那一晚，枣田专程来“茉莉花会”听我讲演，递过名片，记得他只说了一句：“红卫兵的书，看过了。”我明白，书引起了他的共鸣。

对哪一部分共鸣呢？是对“最后一个”的姿态，还是对“全面否定”的拒绝？他没说，我也没问。

握手一过的人，实在记不清了。我总是匆匆来去，许多几度深谈，甚至志趣相投的人，后来都因忙碌而渐渐疏远了。

3

他信里的内容，由于字迹难辨，读得似懂非懂。“鬱病”，我默默琢磨，先确认了抑郁症不是痴呆。

读得出他无力多写，更无心敬语寒暄。字迹苍白虚弱，但他在写心里话。我多少诧异，在国内早已不见人倾诉了，更不见谁挑选我来倾听。

纸上颤抖的字迹里闪跳着这些字眼：“一人旅”“山村工作队”“不是甩手，更重视和穆斯林相遇”。一阵直觉袭来，我感到对这封信不能草率，于是拍照发到日本——把几个难辨字认了出来。

说起来小生也曾是日共的活动分子，日共抱着在山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绝对不可能的妄想……支部全员都被送到与学生运动隔开的山区，从到达当天就去割稻子直至深夜。东京长大的我体质虚弱，爬上山，赶着马把伐倒的树木运下。若是一松手，捆绑的木材会撞上马，为了别撞上，把铁楔子钉进木头，在后面使劲拉……超重劳动之下，很快患了肺结核，血痰止不住……

但信的趣旨不是诉革命苦。

八十七岁的枣田在信里说，他自己规划了“北京甩手三日一人旅”。虽然右腿做过手术，股关节换成了镍合金，但是三公里内步行没问题。甩手三日旅的第一项，是与我同去北海，在连着中南海湖面的仿膳用餐，饭后去参观牛街——回民街。

此外信中还有这么一句：“甩手一人旅的主目的，最后成了想和张见面。”

“主目的”，这信读得我心情不安。

眼前古怪地出现了一棵大树，接着暴雨袭来，树轰然倒了，马拉着它，顺着水流冲溅的谷间滑下。一个少年用一根■木竿钩住沉重的巨木，死死拉着它不放。人向后拉，马在前拖，巨木暴跳着，跌撞着，停顿着，缓缓地滑下了泥泞的山谷。

这情景，怎么好像在内蒙古草原经历过？

4

后来——我厌烦叙述过程——后来《心灵史》的学术版定稿了，该给它找地方出了，转了几处，想到了亚纪书房。

那时东洋文库刚刚新置了激光打印机，放在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东亚中心。我们上楼，软盘插上，机器飞快地打印着，厚厚的书稿堆积起来……

到了亚纪书房，谁料到他接过软盘说：“先印成书的版式再说吧。”

打印稿看也不看。于是，《心灵史》的学术版《殉教的中国伊斯兰：哲赫忍耶教团历史》出版了。这是我自1989年从海军退职后、滞留日本期间完成的第三本书。

出版这么顺利，当然是因为他对《红卫兵的时代》的共鸣。后来我才知道，不久后亚纪书房就濒临破产，枣田也在绝境中精神崩溃了，但他却不顾盈亏出版了我的书。

共鸣……这个词及它的心理很深刻。有些人，尤其我大中华人，哪怕共过患难共有历史，但一样是格格不入。人们偏好“求异弃同”，转一大圈很难和谁共鸣。

但日共的细胞一分子，前“山村工作队”的枣田却不同。其实，他对当年日共的武斗方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日、中、苏战略，是彻底反对的。国际邮简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对头儿们来说，学生不过是简单的消耗品。”

一句话就把自己的当年总结完毕。接着的半句还轻轻勾勒了我的当年：“这和下放（上山下乡）运动有共通点吧。”

历史就这么被总结掉了，而且是在一张邮简里。也许人们太多的聒噪，只是陪衬了他的一句？

我总惯于怀念一些不显眼的小人物。

不只因为“大物”常是小人；也许我喜欢这种轻成败、惜初衷的神情？

在不少人眼里，枣田只是个失败者，但他虽失败却不失魅力。

也不失令大人物心慌的迫力。我认识的日本人实在太多，唯他这一类，峣峣独立，任谁不敢小觑。

5

“茉莉花会”那一晚，“山村工作队”来看红卫兵，是为了什么？

对“革命”，我俩都比右派批判得更严厉。且慢，又远比“左派”对它更情深义重。批判是对历史的伤神咯血，是腹背两线的拒绝投降。他使“一官一兵”的亚纪书房傲立于日本的出版之林，自己却在困顿中消失于“柏”；我为“革命”辩护一生，结果被铛铛围剿，一篇不得发表。

2019年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日本之旅。我们约在根津见面，照了一生两界唯一的一张合影。

在根津，在“不忍”与“言问”两条路的交叉点，我与他道别。

没意识到可能是永别，否则我会走下地铁，一直把他送回柏。

我意识到的，是他并无抑郁。虽然壮志未酬，但郁愤不是“鬱病”。他一如昔日，面容和善，眉宇间浑然正气，藏着威严。

朋友通知我枣田先生的噩耗时，已经是新冠疫情肆虐的2022年。我找出那封国际邮简，几遍重读那些颤抖的字迹。如下这几行，也许是他给我的遗物：“感动地读着《殉教的中国伊斯兰》（哲赫忍耶派），认识到这是原红卫兵彻底的自我批判。”

——在无法吊唁他的北京，我独自咀嚼着这句话。我暗想，在中国千百的评论，无人有如此思路。而且，耗尽三十多年的光阴，蹒跚于辽阔的西北数省——我没读到这样的理解。

可能他也心有憾意，由于一代人已经退潮，但推心置腹的“批判”一直付之阙如。我暗中痛悔，怨自己没去柏市探望他。

我曾长久地寄居靠近柏市的松户，常磐线的下一个大站就是利根川流过的柏。不知怎么，我猜想柏只是他晚年隐居的角落，何况他信中有“东京长大”一语。

与他道别，也与他谈一次“山村工作队”——已经不能了。说到这个冷飕飕的词，其实我就高史明的《吞咽黑暗》写过书评《少数的滋味》，只是因故未刊。何论作家，没几个中国人像我，与这个词纠缠一场。

枣田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另类视角：不拿枪，赶着马的文弱青年。他肺上钙化，股骨合金，半生潦倒但不媾和。像一个日本文学的典型，在时光冲淘下无言不语，却唯他才最真实。

难得逆旅相会，友道也是一种考验。能使对方尊敬，“一人旅”的慰藉和总结的满足，也就在其中。茫茫人海里我怀念着他，已近清明，不能去柏市致祭，就写了如上一章。

三

1

一日浏览，翻开留了不知多久的一份抽印本，不觉读了一遍。读后，就想随手写篇不拘格式的感想。

送给我这几页抽印本的是日本东外大的教授，非常著名的《元朝秘史》研究、蒙语专家。读着它，不单忽然忆起了东外大的秘史课，而是发觉这几页发脆发黄的旧纸，勾起了我一连串的细节回忆。

嗯？不是说好不再写了吗？

不是早说进入休息状态了吗？

说归说，也确实就是在“休息状态”中，只是忍不住信手涂抹，而且不清楚到底想写什么。

——其实，休息中的小题目难度并不小。先拍一张插图：

这几页（八页）抽印件引起了我沉沉的遐思。其实算一下，从小泽（小沢）先生把它递给我，至今天已经流逝了四十年。

它的题目是《关于元朝秘史蒙古语的“斡舌羅阿戈舌劣额孫”》。

唉，这样的解释没有几个人听得懂。我只是自言自语。今天的印刷术不如元明：上面题目中的两处“舌”字，我用的是六号字，企图表示——使用汉字转写古代蒙古语的《元朝秘史》中表示卷舌音r的小字“舌”（明版《元朝秘史》里它印得靠上）。

快言归正传。用汉语写文章不能这么纠缠。没必要写得累死，为了让读者溜光走净。

2

只说一个词“斡舌羅阿”（oroo）。

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专考教授的词儿，一个游牧世界的术语。

说它很累，但回忆那些去东外大旁听《元朝秘史》蒙语课的日子，却很快乐。

如今回忆着自觉新奇。因为对我来说，两种多少能抡它两刷子的“外”语——蒙语和日语，都没经过学校的阶段。或者说都没为捞一个学位或学分而学，纯粹都是由于兴趣。

念头数十年挥之不去，所以才有了这些当时是莫名其妙，后来也很难归纳的“上课”。

你有过自己的身份并非在籍学生而坐在教室里的体验吗？

其实那是一个宝贵的文化传统“听课”。只不过在如今这时代，词和行为都已罕见了。

在爽快的秋风中踩着落叶，从我住的驹込出发，我哼着歌，算着时间，大步穿过巢鸭站和山手线，一直向前走。

这条路会穿过一片幽静的墓园。如今我遗憾当年没好好参观一下那个墓园。似乎它与埋葬着一批塔塔尔人的多摩墓园一样，有很多故事。穿过墓园，对面的出口就是东京外国语大学。

我喜欢小泽讲座的那种气氛。

实话说，半个学期时间，连两页《元朝秘史》都没讲完，也实在有点太“那个”。而且对我这个想趁着到日本的一年时间能系统摸清楚所谓中期蒙古语规律的外国人来说，他那无所谓进度的课让人听着心慌。但世上的教授就是那么随心所欲，我心中盘算是不是该撤了，但那当口儿，正在讲一个词儿的他一抬头，盯住了我：“张，在乌珠穆沁，这话怎么讲？”

而且要是正好碰上对这个词儿我有点体会、有话要说的时候，我还能想着撤吗？那时不仅是愉快，我简直是亢奋——自己的穷牧民碱草地的体验，居然能在大雅之堂用上。

一下子被问傻了的时候也不用紧张。后日在爱知大学我自愧不如，因为我没能使自己开的讲座也有那种轻松又认真的气氛。他会自语道：“唔，想不起来啦。完全不在意，我根本就不会。”

记得有一次，恰像子弹塞给了枪膛，小泽先生问的恰恰是我们在乌珠穆沁整天挂在嘴上的一个生活词儿！于是我乐不可支，举例加描写（日语不够必须比画），讲了个痛快。咦，它是哪个词儿呢？

忘了。忘得干干净净。

而记住的是它：“斡舌羅阿。”

当年我细细读了他的抽印本，他却没叫我发言，而我一生都记着那个词。在残雪斑驳的山梁上，我听见牧民愤愤地说出了那个词，后来我半生常在嘴上说起它。那一年我盼在小泽的秘史课上痛说对它的感受，因为当年我抱着鞍子站在雪地上，那匹马出了圈，逃之夭夭，让我陷入了可悲的苦境。

3

对这几页纸质酥脆的抽印本，如果细说，读者会被催眠。快刀斩乱麻么？又实在简单得过分：

一句话，小泽的论文彻底查遍了英、法、德、俄、蒙、日各种权威词典，确认了汉字音译《元朝秘史》里，“旁译”为“狡兽”的这个词。

他的具体研究，或者说他的语汇调查的步骤，大致如下：

一、列出秘史中提及这个词组的点，一共有五处。

二、这五处中，除了第一百二十三节“斡舌羅阿”一词的“旁译”是“狡”字之外，另外四处都与下一个词“戈舌劣额孫”合在一起，“旁译”注明“野兽”。

三、海涅什的德译本与伯希和的法译本，对这五节的译文（伯希和因早逝，仅译了前六卷，因此不满五节），小泽均列出了德文和法文。经分析可知，二位大师除了伯希和看着《元朝秘史》第一百二十三节的汉语旁译“狡”，写了一句“可能它该译为狡猾的”之外，其余四处都没有译出这个“斡舌羅阿”。

四、以喀尔喀语法闻名的鲍培（N. poppe），也把“斡舌羅阿”理解成常用的“进入”（oro-），因此句子也被错译成“进了圈子的动物”（animals which entered the circle）。但出圈可不是进圈，所以小泽客气地说：“对鲍培教授的见解，我不得不取否定的立场。”

五、小泽重男先生根据蒙古人编辑的两部词典（策伯尔的《喀尔喀词典》和洛布桑登德布的《蒙俄词典》，作者与词典的基里尔蒙文原文略），查出“斡舌羅阿”的含义是“抓不住”“转着逃、逃跑成癖”。

——其他尽在不言。

送给我的这份抽印本可能不算正式论文，它只是小泽先生的一段笔记。但愈是短文更实话实说，他讲了两句精准的道理：一是《元朝秘史》的“旁译”精度很高。二是秘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分依赖汉语“旁译”的危险性。

小泽重男这篇短文，正像日本思想家板垣雄三总结日本东洋学时所说过的一句结论，他们确实有了能与欧洲人角力甚至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业绩，有过“与自己研究的世界紧密结合了的感觉”。

4

我眺望着，读得津津有味。

如今我喜欢这个姿态，与就业弄术、体制物质无关，唯一只因喜好，远远地、品味着眺望。我也明白了这几张发黄的旧纸，为什么被我一直保存，舍不得丢掉。

其实海涅什或伯希和我都是这两天才细看。伯希和的法文是女儿帮忙译的。

当时，我初次读时，似乎梦游了。

没有读，只是借它独自浮想联翩。还记得那时傻傻的感觉，我盯着论文，却想着一幕幕变移的画面。

直到今天此刻，我都为那堂秘史课上没出现让我倾诉的一幕，而微微地心中抱憾。其实《元朝秘史》词汇活脱脱就是地雷阵，我怎敢插足呢？但恰恰在这一个词上——我不单记着和懂得，而且此刻它依然丝丝清晰，仿佛活在眼前。

这是一个牧民生活中的常用词。

你到了马群，求马倌帮忙抓那匹比如颜色是“褐勒”的马。马倌面有难色，但还是悄悄靠近了它，然后冲过去。而褐勒警觉地斜刺里冲出，避开了第一次甩来的马竿。马倌毫不迟疑，风驰电掣的追击开始了。

褐勒冲出马群，向外圈的连山逃之夭夭。追呀追，马倌的竿子马疲惫了，速度慢了下来。那可恨的褐勒呢，它也慢下来，回头张望，像是在休息，又像是等着马倌。

马倌再次冲锋。褐勒不急不忙，四腿变作快跑。就这么，一骑一马，遥遥地离群远去。最后马倌独自回来了，坐骑汗水淋漓，人满脸的晦气。他气喘吁吁，对着你喊道：

“Qini mori oroo，bayrteh-ugui！”

（你的马“斡舌羅阿”，抓不住！）

套马都是利用马在群里左突右冲来回转弯，在斜刺里截住它并甩竿套住。而这种脾性古怪的“斡舌羅阿”，它们的特点是撒腿离群，出圈远窜，不惜跑到天涯地角。马倌最厌恶的就是这类马。

若是赶上断了粮的雪灾年头，若是你单骑拉着一个“切里戈”（雪橇）天黑之前要赶到三十里外的粮店，若是除了这一匹你再无别的马换乘，若是骑了两个月放羊的马已经精疲力竭刚才已经把它放回了马群，若是你可怜巴巴抱着鞍子站在雪地里——你就记住什么叫“斡舌羅阿”了。

5

小泽先生在查点中录下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如他从蒙古人编的词典里抄来一个谚语：

“对善逃的马用竿子，对生气的人用法子”（oroo mori de urug-ar， urtai huude arag-ar），我很喜欢，甚至想改一字，试试“对善逃的马用法子”。

但是若就此一词，说说使后辈眺望者收益最多的一位，我想提及的是译注《元朝秘史》的村上正二先生。

因为他虽然是历史学者，解释秘史的蒙语却相当清晰。

这一例，唯他把这个难缠的词译为“逃げ回る”（绕着圈逃），且并不避实就虚，在译文旁加上假名注音“オロア”（oroo），非常贴切。顺便说，小泽先生对“斡舌羅阿”的译文也很棒：“逃げ荒われる”（疯逃）。

村上先生与我也有几面之交。这次由于这个词，我又意识到他重视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及其鄂尔多斯研究的原因。其中道理，我想与田清波神父深入底层的经历有关，你瞧，他居然能分辨oroo一词分别用于马（出群远逃）、人（不着家）、事件（棘手难办）、语言（发音难念）的不同含义（村上正二：《モンゴルの秘史》第Ⅱ册p.249，注釈p.252）！但它用于“语言”时，我猜不单是发音，也有“头绪多，说不清”的意思。

回到我自己。

在兔年的“查干萨勒”（春节），七十四岁的我眺望着四十年前的一叠论文抽印本，如看见一匹马远远遥立山头。

它不急着逃走，只想要周旋到底，并嘲笑人的束手无策。

书里没有，因为这是野外的、牧民的学问。

但书里也可能有，由于人的质地与深入，如田清波的例子。

遐想之余的决定是，既然与我结缘这么久，我不如把那情景画下来：一头是它，那匹“斡舌羅阿”，难以抓住的马；另一头是我，茫然地抱着鞍子，站在雪地里。

四

1

大概在1981年或1985年，时间没法确认了——那天的会场不大，主持会议的是《十月》杂志的主编苏予大姐。我由于坐在第一排，唯有一次地，近距离接近了丁玲。我亲耳听到她发言说：“你们给我的《牛棚小品》发奖，但是我更重视《杜晩香》。”

我记得那一瞬的强烈激动。因为她的发言与他们那一代人在那个历史节点掀起的声浪，音质不同。

而那一天之前不久，我刚从一本杂志的读者来信栏里，读过一位同龄人（我猜他一定曾是知识青年）写的对丁玲的感受。他写道：“以前一直听说丁玲是个写莎菲女士的坏人。后来她平反了，恢复名誉了，但我的印象没有变，她仍然不是好人。但是，当我读了《杜晩香》之后，我忍不住拿起笔来想写几句，我想对丁玲说：由于《杜晩香》，您在我们一代的心里获得了平反，而且引起了我们的尊敬……”

无从核对原文，但我牢记着这段读者来信。因为他所表达的，和我心里的感受一模一样。如今我回味着那“感受”，即便今日也难以解释。虽然并不准确，但它是时代的产物。

2

那天主持会议的苏予大姐，以后与我有过很多交往。她不仅扶持了我薄弱的文字（《黑骏马》《北方的河》都在她的主持下发表于《十月》），而且是早我四十年的学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她正是我后日受业的蒙元史导师翁独健先生的学生。

所以，我们总是谈得来，但话题除了1948年燕京大学的革命气氛，不知为什么谈得最多的总是丁玲。当时的我对丁玲完全没有在意，但一次又一次，我确实吃惊了。最后一次，那天垂老的苏予大姐很激动，她打开书橱，里面满满的都是丁玲资料。她显然觉得满腹的丁玲无处托付，眼看老之将至，她心情不好。

几个月后，苏予大姐逝世了。《十月》的编辑告知我噩耗，我说我不去告别遗体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表达。

巧合一般，和苏予大姐一样，另一个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对丁玲念念不忘的人，是《中国作家》杂志的主编张凤珠大姐。

巧的是，张凤珠大姐也于我有恩。1989年，我弃职之后她总为我担忧，为我的书寻找出路。她以前是丁玲的秘书，与她谈话又是离不开丁玲。

一次，我去看望张凤珠大姐。那天坐在她狭窄的小门厅里，我一口气读完了她的丁玲回忆录。

那是一篇朴素的文字。无论大节小事，淡淡一笔写来，客观而平静。但题目表达了她对丁玲的印象：《我感觉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不久后我去青海，便建议青海人民出版社印一套丁玲作品集，并竭力提议以张凤珠大姐的这篇文章，作为中短篇小说集《杜晩香》的序言。

青海版印得慢，等书终于到了她家，已是疫情横行，不便探望老人了。我没有料到，就在拿到书的几天之后，张凤珠大姐也辞世而去了！

两位知识女性，为什么在生命的末路一直想着丁玲？

3

我决心集中精力潜读丁玲，是在读了一篇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与丁玲的交流记以后。

田畑佐和子的《丁玲会见记》也许是当代最有趣的文学研究记录。它有趣在，研究者与作家尽管同为女性，尽管研究者充满善意、被研究的作家一心倾诉，但她们“谈不到一块去”。

田畑佐和子在她的《丁玲会见记》里细致描写了她俩各说各的、无法磨合（嚙み合わぬ）的场面：

田畑：还想谈谈女性问题。

丁：我没有搞过妇女工作，或者妇女运动。

田畑：那是为什么？（问得蠢——田畑自注）

丁：因为我是作家，不搞妇女工作和妇女运动。……

田畑：七十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新的女性运动，提出在表面的平等里侧，俨然存在着女性歧视。您了解么？

丁：不知道。……日本妇女的生活和中国也差不多少……哎，不是有个有名的戏剧吗？

田畑：（不安地）不会是《蝴蝶夫人》吧……

丁：对对，《蝴蝶夫人》！她那人太好了。

（《丁玲会見記》，《記録》1980年1—5号，その三，电子版p.29）

清华大学王中忱在《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一书里，捕捉到这个失之交臂的重要瞬间：

“新女性主义者”田畑，和她所认定的“女性主义先驱者”丁玲，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之后相逢于一室，两人亲切交谈，田畑努力想把丁玲纳入自己所设定的“女性主义”脉络，但被视为“先驱者”的丁玲却固执地不肯“就范”，两人的话题和视线如交叉的小径，时而交会时而错过。

（人间出版社，2017年，电子版p.18）

怀着善意、尊敬、女性的同情，终于和丁玲同席对坐的日本研究者，不能理解丁玲为什么对自己在“革命”中屡屡遭受的迫害不仅毫无计较，而且匪夷所思地顾左右而言他——她不明白，丁玲究竟在说什么。

4

青海版出后，我一直在读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以前即便读了也不懂，我明白此刻才是我读丁玲的时候。

当读了小说《韦护》和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之后，我心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文学观点。就像我写日本小说《看那灰色的马》的书评以后，产生了对“短篇小说”概念的思索一样——我想，对一种内涵复杂的作品和作家而言，理解他们不是“评论家”的事。因为笔锋浸透的滋味，他人难以靠近。中肯或准确的评论，需要“类近的体验”才能达到。

在潜入般的阅读中，断续的思索像回溯历史。在她的“莎菲”时代，他们一代人那么热烈地议论过“德娃利斯与法西斯蒂”，文章里满纸夹杂着“安那其和康敏尼斯特”。（德娃利斯，同志；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康敏尼斯特，共产主义者）

许多在近年被我们热烈辩论的命题，他们早就思考过而且描写得淋漓尽致。看似直白的文笔，内涵远未被揭破。我无法不吃惊：丁玲笔下那一群天性优美、教养丰富、决意献身的先驱者背后，怎能孽生了一群群愚蠢而粗俗、开口无一句真话、贪污数以亿计的怪物。而且，她自己也并不能无愧——

1955年，她对胡风的批判文章更令人震惊。不是也许可以原谅的抄抄报纸，居然是她——笔直地攻击人的个性：“胡风始终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个不容易团结，也不容易说服的人物。……我们耐心又耐心的期待着他，一年又一年，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难交的‘朋友’？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样顽固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有这样难谈、永远纠缠不清的人？简直比不通语言的人还困难？”

这些句子，难道是那个放胆讴歌包括欲望在内的女性权利的手、是那支握着既能白描般勾勒一个强悍农民“田宝霖”又能隐晦刻画一个慰安妇的笔——写出来的吗？

那满溢于她的早期作品，甚至隐现在延安时期她的文笔行间的气质，那股无畏的安那其主义者的个性，都哪里去了？

我不禁浑身寒战。

难道这样的同根相煎、兄弟密告，也会有一天轰然降临到我头上吗？

难道我也会在扛不住的某时，笔直地向别人的头顶泼去这样的毒汁么？

这不像读书，这简直是受刑。确实，那一回她遭受的刑罚，是两手沾上同伴的鲜血。就这样，丁玲的文学触及了各个时期的“本质”……

那一次，天性曾一度低头。那一次，她用牺牲别人换来了自己的生存。但纵观她的一生，丁玲以几乎与革命史同短长的、个人的不断受难，换回了给自己的宽恕，也换来了再起的资格。

也许，这就是丁玲晚年孤注一掷的《杜晚香》，这“书被催成墨未浓”的一篇背后的心理。

在全球化的喧嚣声浪中，当知识人因体制的好处纷纷转向，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殖民主义的啦啦队时，我总在想：丁玲如果在，她会怎么样？

我幻想与她交谈，那一回日本人不知怎么提问。如果她看到最后，如果她能多活几年，目击了恐怖的本质，她将怎样回顾“青春的安那其”，她最终会怎样抉择。

也许，只有对这位具备异样个性的女作家来说，这一问题尚还存在。其他人，尤其那些与她争执不休的新体制的享受者，内心粗糙的他们从不自问，也没人问他们。

确实非常有趣，田畑佐和子与她的朋友，几位日本人都不是跑来搜寻“革命黑暗面”的右派，而是极富同情心的女性学者。

但长在日本，她们不懂。

同时，她们与丁玲坐在一起也没有看透：她已再无他路，人愈是在受难尽头，心就愈死守着初衷。她要完成自己，这是一种宗教味的洁癖和固执。虽然这固执缺乏升华，所以风马牛不相及地扯到《蝴蝶夫人》。

天性真挚的人，不管被关进牛棚或是被捧上领奖台，最终在意的只是初衷。劫难后急于表达的也是这一点。无论遭逢如何的厄运，人就是不变节——这就是几近断绝的、中国之“士”的遗传。

细读《杜晩香》会明白：1980年重写它时，暮年的丁玲面对复杂的局面，并未找到判断的结论。我指的是文中的议论，而不是人物。她急着要喊，其他一概不论。喊出来的，其实只是与人民同在的立场。

不是她的政治表述，而是她的这一呼喊，在1980年前后的中国文坛的“那一代人”中鹤立鸡群。《杜晩香》是一种强烈个性的剖白，它其实超越了与它争论的不同观点，也超越了它自己满篇歌颂的内容。

急切的赤子表白会伴随幼稚和政治的单薄。但它仍然与在底层生存过的我们“这一代”人发生了共鸣，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初次认同了莎菲女士。至于我个人，由于她魅力的个性介绍，一步步地，开始向安那其（无政府主义）求索。那个从1928年到1979年之间苦斗的个性，渐渐与我的小小孤旅重合了。

《杜晩香》是一部看似通俗其实复杂的作品。它确实有政治判断的僵硬薄弱，但也是受难尽头的胸襟披沥。可惜如田畑佐和子一例所表现的，八十年代的内外评论界，都不具备读解它的能力……

5

我乘六小时高铁再赶一百七十公里路来到常德，再原样先走一百七十公里再加六个小时高铁赶回北方——

久闻惟楚有才，暗叹今日登临。南方人不相信：我的半生中，常常一旦车过信阳，心中便掠过朝圣的感觉。

但是我命定生在北方，不能深入湘资沅澧。于是每来湖南，都努力感受一个两个人物。

其实我们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丰满的绿色和盈溢的河水比南方人更敏感。上一次是在汨罗，这一次临近澧水，还能去桃源观察我的老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和他那一支元代畏兀儿人的家园。

居然我还能得到“丁玲奖”，这完全是一个意外。但是我早晚会写这篇短文，如上所述，我已作了长久的酝酿。

我来到这里，只想在文明的丹田深呼吸，记下感受，让它成为自己的营养。哪一天，若只是由于遗传的个性，我也遭遇了艰难——那么我想说，我要像丁玲先生一样不屈服，留下本质的记录和自己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