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时务学堂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后改佛尘，湖南浏阳人。1886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名入泮，随后入长沙岳麓书院肄业，兼在校经书院附课。1891年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之聘赴成都，任四川学署阅卷兼教读。1894年春，考入武昌两湖书院。1896年，返长沙，与当时士绅及知识界联络。1897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唐才常与谭嗣同等在湖南积极响应，任《湘学报》总撰述，并在浏阳创办算学馆、群萌学会，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从而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

1897年11月，蔡锷从两千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头班学习。在这所新式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向学生大力宣扬孔子改制学说和“三世”说，鼓吹变法维新。梁启超因病离湘后，继任中文总教习的唐才常“日以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又勖勉诸生，熟读《黄书》《噩梦》《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书，时共研习，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为革命之先导”；“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唐才常等人还秘密摘印具有反清思想的“《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数万册，秘密散布”于学堂内外。

经过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思想家的启发和教导，蔡锷在学业上进步很快，“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1898年3月，根据规定，时务学堂对头班学生进行了考核。经综合评定，蔡锷被确定为中学内课生（即享受全部官费待遇的学生）。4月，湖南学政徐仁铸亲自到学堂抽考宝庆籍学生，蔡锷以优异成绩获一等第三名。6月中旬，经考核，蔡锷又被补为西文留课生（即中学内课生兼习西文的学生）。不久，陈宝箴考选出洋学生，应考五千人，蔡锷又以第二名入选。在学业进步的同时，蔡锷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开始认识到“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在努力学习维新变法理论的同时，蔡锷还注意联系实际，关心时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

对于蔡锷等学生的进步，唐才常感到由衷的高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说：“近来湘省设立时务学堂，于科目分，另辟畦町，初非有利禄之驱，势力之迫，而报考者几二千人，凡世家子弟，尽洗从前耻谈时务之锢习，而雍雍彬彬，同我太平……诚使国家各立专科以为之鹄，而十余年间，不收日本、暹逻之效者，甘坐妄言之罪。”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又创办《湘报》，由唐才常担任总撰述，积极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年仅十六岁的蔡锷不仅十分爱读《湘报》文章，而且还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读史札记。

在前文中，蔡锷认为，封建专制统治是造成中国落后衰弱的根本原因，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靡不出死力以剥之”，致使像古代“片语而复汶阳之田”的曹沫那样的心侠和“四十不动心”的孟子那样的气侠，“至今其种无一存也，以致外人欺伺”，造成“无面不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的悲惨局面。尤其是对于清政府在初挫于英、再挫于法、三挫于日以致面临国破、种灭、教亡的空前危机之时，仍然“不知振”。蔡锷深感愤怒，认为中国若不幡然猛省，变法图强，“再阅百年，则黄种成豕马，成木石，听人舞弄而不知矣”。蔡锷认为，“今之计也，四万万人不足恃，足恃者自一人而已”，希望光绪皇帝能像德国的俾斯麦和美国的华盛顿那样，带领四万万同胞，战胜列强，成就独立统一大业。同时，他还呼吁人们“心不死，气不销”，团结起来，组成“心党”和“气党”，以保教、保种、保国。

在后文中，蔡锷认为：“千古之罪，未有一人成之者；千古之功，未有一人树之者。”这就是说，一人的事业成功抑或失败，除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和努力之外，还要受外在客观因素影响。在以中国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此加以论证之后，蔡锷指出，秦始皇所以功不成功，罪不成罪，都是因为“被臣下之锢蔽”，以致“不获已之势成之也”。因此，他呼吁当道者要借鉴秦始皇等历代人物的经验教训，“师之当师其所以兴，革之当革其所以亡”，“听言不可不慎也，用人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