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郁积心中的苦闷化作一声声响遏行云的长啸，戴着镣铐行走的阮籍，选择一种特殊的方式释放自己。
《说文解字》云，“啸”，吹声也，即撮口为声，说得更通俗些，就是吹口哨，而在西晋文人成公绥看来，所谓的“啸”，当是“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这种技艺在汉魏之际颇受贵族士人欢迎，据说诸葛亮、曹植等人都是吹口哨的好手，一有闲暇，便会“坐啸”终日。阮籍生活在战争频仍的魏晋乱世，年幼时父亲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就已离世，但他却继承了父亲工于诗文、长于书札的文学基因。少年时期的阮籍不仅是一个挥斥方遒的书生，更是吹指为歌的剑客，“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咏怀·其六十一》）。阮籍颇擅啸，登临高台，长啸一声，便可声传百步，我们可以想见，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高台上的倜傥少年在悠远的啸声中传递着怎样一份血气方刚、积极用世的激情。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咏怀·其三十九》
这首《咏怀》诗，是阮籍青年时代的济世之作。彼时的阮籍雄姿英发，渴望以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思想，建立一个“尊卑有分，长幼有序”的安定社会，也希望以自己的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建功立业，在仕途上有所成就。
然而，纷乱的世道却一次次地浇灭阮籍心中的激情。当三国对峙的烽烟渐渐消散，人们发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参与逐鹿的魏蜀吴三方都没有成为最后的赢家，当刚愎自用、有勇乏谋的曹爽兄弟在那场精心设计的高平陵事件中集体殒命，司马氏集团已经将曹魏江山插遍了晋的旌旗。正始七年（246），大将军曹爽用何晏、邓飏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朋党。司马懿称病辞朝，却暗度陈仓，先后将其二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安插为中护军和散骑常侍，只等伺机诛杀曹爽。正始十年（249）正月，少帝曹芳谒高平陵（明帝陵），大将军曹爽与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一起扈从出城。司马懿眼见时机已到，速以皇太后令闭堵城门，并出兵占领曹爽、曹羲军营。失算的曹爽忽然发现自己被佯病的司马懿断了退路，长叹一声道“我亦不失作富家翁”，遂投刀于地。可心机深厚的司马懿岂能容他，随着曹爽兄弟及其党羽被以大逆不道之罪俱夷三族，曹魏政权已然变天易主。
司马氏专权后，一方面废立皇帝，屠戮异己，一方面则开始粉饰太平，拉拢士人，尤其是随着司马懿、司马师相继病死，司马昭专擅国政之后，掀起一场场腥风血雨，许多有节操的士人由于不愿与之同流合污，要么被夷灭三族，要么被掘墓焚尸，一时间，哀鸿遍野。心向曹魏政权的阮籍既不愿投靠新兴的司马氏集团，又要保全性命于乱世，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以鸿鹄自期的阮籍写出了一篇迥异于青年时代的《鸠赋》：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发蒙。有期缘之奇鸟，以鸣鸠之攸同。翔雕木以胎隅，寄增巢于裔松。噏云雾以消息，游朝阳以相从。旷逾旬而育类，嘉七子之修容。始戢翼而树羽，遭金风之萧瑟。既颠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弼。陵桓山以徘徊，临旧乡而思入。扬哀鸣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终飘摇以流离，伤弱子之悼栗。……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于微躯。欲残没以麋灭，遂捐弃而沦胥。嗟薄贱之可悼，岂有忘于须臾。……
在这篇《鸠赋》中，我们看到的是筑巢于松的鸠一家的惨境，本来育有七子的鸠还过着噏云雾、游朝阳的生活，不想秋风骤起，瞬间巢倾子散，幸而有君子加以收养，居以华屋，才免受冻馁之苦，谁知好景不长，最后还是被狂犬扑杀。在这篇极具隐喻性质的大赋中，阮籍表达的是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发出的是兔死狐悲的忧生之叹。
在这样一种压抑的语境中，阮籍再次仰天长啸，但彼时的长啸，已经没有了当年激昂奋进的力量，而是平添了一份报国无门的浩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站在当年楚汉相争的鸿门，阮籍悲凉的啸声穿云破雾，直抵历史深处；在漫无目的地驱车远行中，阮籍从不带上马鞭，当实在无路可走，阮籍往往是长啸一声，“恸哭而返”；还是阮籍，在听说老母去世的消息时，一直等到和人对弈结束，方才仰天长啸，呕血数升。存在于诸多野史中的阮籍，是一个士人中的异类，他划破时空的每一次长啸都被一些正统文人打上了荒谬怪诞的烙印，但是，又有谁真正知道，在那个晦暗的时代，阮籍的长啸是多么孤独而苍凉！他的数百步之啸，是对司马氏所谓以“礼孝”治天下的愤懑揶揄，是对不顾廉耻、贪婪残暴的政治空气的另类抨击。“人民被害嚼啮，禽性兽情”“人民狼风豺气，盩电无厚”，正是于长啸之中，阮籍才能一吐胸中块垒，而也正是于长啸之中，阮籍完成了思想的嬗变。史载，阮籍曾于苏门山遇到名士孙登，与其谈长生、道气之术，孙登未答一字。阮籍无奈，遂长啸而去，不想刚走至山腰，山谷间却回响起悠扬的口哨声。阮籍抬眼望去，正是孙登在山顶长啸不已，其声似鸾凤，一时间山谷震荡，禽鸟忘飞。听了孙登之啸，阮籍顿悟，下山之后，一篇脍炙人口的《大人先生传》随之呼啸而出！
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驰此以奏除，故循滞而不振。……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在这篇《大人先生传》中，我们看到的阮籍，已然将长啸变成了声色俱厉的文字，在这些冒着火焰的文字中，阮籍彻底撕去了这些“君子”—所谓“礼法之士”的伪装，他们的争名逐利，引发的是“上下相残”，造成的是“亡国戮君溃败之祸”，也酿成了“天下残贼、乱危、死亡”的根源！一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大人先生传》，奠定的是阮籍的魏晋文人地位，更张扬起阮籍不媚权贵的魏晋风骨！
如果说“啸”是阮籍刺向阴霾的无言的枪，那么酒则是阮籍逃遁世事驱害避祸的墙。《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而在《晋书·阮籍传》中则有一个故事与之相对：“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教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为了区区三百石酒，阮籍可以屈节接受一个校尉小官，而面对在许多人看来是莫大荣幸的皇帝的求婚，阮籍却如避瘟神，大醉六十日。酒，让他和司马氏集团之间划开了一道拒绝弥合的鸿沟，烂醉如泥的阮籍，实际在保持着一份不入浊流的清醒。
其实，无论是长啸还是宿醉，阮籍并不形单影只，青翠欲滴的篁竹隔绝着一个躁动的时代，而悠扬的琴声、清远的啸声以及沁人的酒香却从幽深的竹林中漾溢出来，这是一个在压抑的空间之外相对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阮籍和嵇康、向秀、山涛等七人一起，吹指为曲，肆意酣饮，这个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的群体与其说是一群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隐士，莫如说是一群魏晋时代最痛苦最彷徨的斗士。当七种痛苦叠加在一起，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就承担了七倍，当七种迷惘混沌于同一片竹林，每个人都无法找到前行的方向。
终于，在新兴政权的高压之下，长啸为歌、酣饮达旦的竹林七贤开始分化了。山涛在名利的诱惑下，最终弃友而去，投奔了司马氏集团；向秀在当权者的威吓下，虽不情愿，但也远离了竹林；而擅工琴瑟的嵇康由于和司马氏的决绝态度，最终被弃首东市，临刑前的那曲《广陵散》，成为一声遗憾的绝响。“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咏怀·其十七》）擎一坛烈酒，阮籍再次走进那片曾经超拔世间的竹林，吹指长啸一声，不见友人，只闻风声。
阮籍最后死在一篇被时人惊为“神笔”的美文上。就在嵇康被杀的景元四年（263），司马昭编导了天子加封其为晋公，他力辞，众人劝进“乃受命”的闹剧（《晋书·文帝纪》）。而在这出闹剧中，阮籍充当了一个令他羞愤难当的角色，那就是要违心地写一篇《劝进文》。在司马昭看来，找一个拒不和司马氏集团合作的士人来写这篇文章最合适不过，试想，连清高的文学领袖都唱起赞歌了，天下士子们还有何话可说？阮籍当然是借酒固辞，但这一回，司马昭派了专人守候，一直到他酒醒。一边是屠刀，一边是笔墨，当阮籍用屠刀割破手指，挥笔一蹴而就那篇流光溢彩的《劝进文》，阮籍，已经弄哑了自己的咽喉，再也无法发出传达百步的长啸。“临沧海而谢文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哉！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劝进文》）在写就这篇违心的文字后不久，阮籍便闭口封笔，恹恹而终。
在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我们仍能看到那座当年阮籍登临长啸的“啸台”。据说这座啸台上曾有过一座亭子，由于岁月的漫漶和战火的摧残，如今，这座啸台已经只剩下一层层苍黄的夯土，但石阶两侧分立的历代名家游啸台的诗词碑刻却提醒着游人们，这里曾有一位苦闷而又疏狂的魏晋士人登台长啸。而在夯土堆上伫立良久，你的耳畔便会有一阵悠远的啸声划空而来，这是飘荡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声音，至今听来，仍很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