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我父亲去世，我和家人站在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里，茫然失措。父亲的遗体就在身边，白布盖着，温度还在，出现一个所谓“一条龙”业务的西装革履推销员在我身旁卖力推广，安徽口音，油头疤脸，大约这里有他们的固定联系人，所以总能第一时间来到这里。某种常年盘踞黑暗场所的人的习惯，说话非常吞吐，不直白，费力听明白了他的推销，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也还是头脑清醒地说，在上海，我们家没有多少亲戚，似乎也不用这样的服务。

灵堂怎么设，花圈怎么摆放，怎么燃放鞭炮，怎么准备豆腐宴——上海本地招待到场吊唁的亲友们的菜肴里，一定要有一道豆腐汤，孝子，也就是我，是不是要一身孝服跪倒在吊唁宾客面前，这些事关重大的丧葬礼节，在我们这个漂泊不定的家庭上，居然从没有考虑过，现在就要由这个陌生男人帮我们确定。

说来也奇怪，我从没有经历过任何一次亲人的葬礼，倒不是父母亲细心照料，让我避开了家人近亲死亡的场面，而是，就是没有。我父母和他们的父母亲，自年轻时期就彻底远离，他们从北京到湖北安陆的“五七干校”之后，基本上就很少再与家中长辈见面。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天各一方是常事，用《红楼梦》里描写探春的偈子来说，“从此分两地，各自保平安”，是时代赋予的普遍规训。走出家乡了，就代表着你和家人的永久分离，我的父母亲那一代人，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以至于我心目中完全没有父母上一代人的任何印象，尽管我在记事之后，也确实去过北京，见过我姥爷。

但真的没有丝毫影子。人的记忆是个奇怪的仓库，也许有淡淡的阴影存在于一些深层的神经皮质里，就像何藩拍摄的那些香港老照片里的街道，成片是灰色的，朦朦胧胧在街道上划开一些线，其实是电线投射到街道之上。就是对这些图案的散漫记忆，多年后看程耳拍摄《无名》，香港的镜头一出现，立刻反应过来是一板一眼的照搬何藩的街景。也不能算对何藩毫无记忆，甚至说，有鲜明的记忆点。

我五岁时的北京探亲之行，唯一记得的就是在北海的红墙外行走。那时候我姥爷住在什刹海附近，出门就是北海公园。我还清楚地记得，高大的墙头有白雪堆积，红与白是鲜明的视觉冲击，大概也确实难以忘怀。我母亲牵着我的手，悄声告诉我，这里不开放，江青把这里当成了私人园林。一边在雪地里行走，一边非常好奇地看那白雪之上的铁丝网，某个难以忘怀的影像。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些信息是不是全盘真实的，但后来查阅报纸的时候，确实在一九七〇年代，北海的开放是断断续续的，我妈何以会这么清晰地告诉我不开放的原因，我也觉得像个梦。

姥爷家附近，就是郭沫若的住所，那时候他应该还健在，门口有卫兵把守。我妈说，这是郭沫若的家。我对拿着枪的解放军叔叔简直狂热崇拜，那是相机稀少的年代，否则会要求在门口留影。

葬礼最后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殡仪馆安排解决的，还真是迅捷，当天下午即可帮助运到殡仪馆。办丧事一条龙的安徽小伙子看着没有油水，很快走了，而看守医院太平间的人估计也觉得我们当天就运走，没什么费用可以收取，态度非常恶劣。常年在医院最隐蔽的角落里工作的人，并没有什么日常的同情心，其实他们是正常的，每天和死亡打交道的人，过于散发同情会让他们身心疲惫，他们与所有的活人保持着某种距离，悲惨的哭声大概只是他们的日常伴奏。也许我是在最脆弱的时候，看到他们犹如看到了死神的使者，黑暗的、寒冷的，犹如走在白雾茫茫的冬日早晨，寒风吹过人间，你突然猝不及防地看到了从没有看过的黑暗的人影，不由得哆嗦。

彼此毫不相干，狭路相逢打个交道。

两个中年人，一胖一瘦，脸都黑黑的。他们对待家属有自己的默契，大概也有无数的独属于太平间的小规矩，比如如何租借推遗体的床，比如冰柜的存放费用。对于我们这些偶尔涉足的人，这些日常的规矩，却是天大的学问，试探，争执，落空，恍惚两个世界的对话。本来我倒是不在意给他们点钱，只是在心如刀绞的情况下，压根顾不上和他们的往来对答，只想快点去殡仪馆，毕竟那里才是真正的归属地点。

他们的试探落了空，倒也是给我上了一课，死亡，首先是钱的事，因为有一具尸体，要去到该去的地方，要被处理干净。处理这么大的一堆垃圾，还要和各种人大打交道，何况是个人，硕大的、逐渐冰冷的、正在消亡的人。

当然，在他们眼里也就是垃圾。

虚空里的虚空。

含着泪处理了医院的各种事宜，也算勉强经历了第一次亲人的离世。殡仪馆还是去过不少次，朋友的父母近亲，包括同事的至亲，出于礼仪都要去问候。我属于那种混迹于吊唁人群之中恨不得转身就走的类型，并不是不同情，而是完全不会处理。这种场面中的自己举止失常，话也就是嗫嚅着几句，极为大众式的安慰。

有一次参加朋友妹妹的告别仪式，是很熟悉的朋友，他的妹妹又属于大家都很乐于亲近的人，是某个医院的护士，二十八岁得了红斑狼疮，早早去世。参加的人都是满怀的伤离别，最后的时间，所有人都需要绕棺材一周，我不知道怎么就躲起来了，明明是很亲近的关系。他后来问我，你去了哪里，我也只是悄声地说对不起，对这种场面的疏离，是本能。

他们在那里，我在另一个世界里。暂时安全的、晃动着无数鲜活的生命的世界里，此刻却一下跌了进去。

父亲的葬礼上，我妈整个呆立当场，对于她，更是一场永恒的离别。他们六十多年婚姻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在这个瞬间彻底消亡，只能由我来安排一切。这个殡仪馆，隐藏在高速公路旁边，位于上海闵行的浦东部分，我家虽然在闵行，可是对此地完全无知，就像突然被扔进了一片大雾中的世界，现在写下来，只有凄寒的感觉，就感觉周围是一片全白，其实外面车如流水，极为日常。可能之前也曾路过，但毫无印象。

就像我日常去市中心，也要经过龙华殡仪馆，可何尝注意过里面的悲欢？其实闵行殡仪馆因为在郊区，占地不少，院落里有不少高大的松柏，何至于一片白。

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其实有不少名场面，大家印象深刻的部分，很多从里面来，比如黛玉焚稿，调包计，包括黛玉从傻大姐那里听到宝玉结婚的消息，跌跌撞撞回到潇湘馆的路上，一口鲜血喷出来，都来自于续作。当然后面的越剧电影，加深了这些片段的画面感，我也一直记得一个，因为偏门，少有人提及：宝玉听到黛玉去世的消息，陷入昏迷，昏沉沉中走入一片黑暗里，周围有寒冷的雾气，过一小桥，碰到一人，宝玉被问寻找何人，宝玉遂答，“姑苏林黛玉”。

看到这一段，真是伤感不已，心目中的阴间就是如此，早被高鹗写过。此时来到殡仪馆，又觉得恍惚，高速公路旁这一片安静的所在，是高鹗那段描写的世间版本。

也是彼时心境。之所以找到这里，是一个辗转介绍的刚认识的佛教徒的推荐，说是这个殡仪馆人少，当天就能接收遗体，千万不要搭理那些殡葬一条龙的人，基本就是索取各种不需要的花费。

这位佛教徒朋友是上海一个佛教助念团体的负责人，见到她面，算是我父亲死讯后的第一个安慰。一个方脸大眼睛的中年妇女，像是某类行政人员，有种利落的气息，说话清晰而果断，大约是无数次处理过这样的事情，知道该怎么办事。她也是常年和死亡打交道的人，相比起前面那几个处于黑暗的男性，她确实有某种安慰人心的气质，帮我安排得井井有条。

像进入一个古老的神殿里，那些藏在巨大神像后面的落满灰尘的婢女，职级不高，却通晓世事，引导凡人进入古老的世界，很顺水行舟般的丝滑。我一切都照她的意见，租下了一个大厅，大厅里面有几间可以休息的房间。还叫我拒绝了殡仪馆提供的冰棺，说是人刚离去，千万不要冷冻起来。用了大量花束围绕在父亲周围，一个矮小的胖脸老头，穿着滑稽宽大的西装，这衣服已经好多年没有被他穿过了。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他，当然我知道那是他。

几个小时前，他还是痛苦地在吸氧的活人，我的父亲。那是疫情期间，医院的隔离政策出奇地严格，我花大力气找了人，也只获得在他身边看他死去的资格。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我糊涂地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在他耳朵边放佛乐，大声抽噎着，说，你一路走好。事后想想，真不如握着他的手，让他安静地离开。

这样的佛教助念团体很多，我刚刚知道。他们建议老人最好在家中死亡，而在临终之前，他们就会去家庭中助念，最好能在临终前皈依，这属于他们的功德，佛教徒们的KPI。

在生命结束之后，几个人轮换念“阿弥陀佛”，要三十六个小时不休息，这也是让我们租下附带有休息房间的大厅的缘故，他们可以进房间轮流睡觉，是非常辛苦的活儿。“有人不肯的，他们要省钱，一听说租带房间的大厅要这么多钱，到现场也反悔，就不让我们念经，立马让走人了。”领头大姐有点哀怨地告诉我，然后立刻坚定地说，“你父亲有福报。”其实直接烧掉，倒是多数人的选择，很多时候她们都已经站在死者的旁边，还有被家属驱赶走的情况。

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一是虔诚的佛教徒，帮助他人走一程，是给自己积攒功德；二者，也是自己心里有苦痛而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就参加了这个团体，在熬夜念诵中，大约也有某种赎罪的幻觉，类似中世纪基督教的修士，使劲用荆棘抽打自己的背部。

都是最朴素的人，平凡的外表，年纪性别各异，但给我的印象，却都是灰扑扑的影子，大概也是我泪眼模糊，看人都分不清。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穿着女学生运动服的家庭妇女，还有一个染了红发的大饼脸的女性，都用锐利的声音念着“阿弥陀佛”，并不是像我们常听的寺院里那种抑扬顿挫的歌声般的“南无阿弥陀佛”，而就是锐利的、中气十足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句一轮回，不同音阶下念诵，也有一个小圆满。家属们也被要求着一起念，三十六个小时不能中断，分阶段值班。不过对于家属来说，这大概是面对突然而至的死亡最好的抵抗，持续不断地、机械地、顺利地念诵，让每个活着的人暂时觉得自己有事可做，某种凄惶中的安慰。

半夜两点钟的念诵轮到我，一遍遍念着，铿锵有力地，告诉自己，这个事情非常值得做。

接触他们一次之后，恨不得也加入这个团体，大概觉得只有如此才能让自己不痛苦，也是那时的应激反应。

当时非常感念他们，在念诵的间歇，带头的大姐询问了我的职业和收入，最后说，能不能之后来我家，看看我妈，帮助她皈依佛教。我说我们家也放了些神像，我母亲也日常会上香，当然，“没有你们虔诚，不过她早就信佛了。”大姐有点失望，又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做点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参加助念，但她似乎对我的参加愿望并不在意，不知道是不是她们人数够了，她有点迟疑地对我说，要不你帮我们写点什么？语气非常犹疑，像是劝我去和居委会帮忙做个工具表格一样的口吻，在摆放了父亲遗体的大厅里，我也真没有兴趣讨论这个。

最终送走了她们一群人，之后她再没有联系我，我也松了一口气——本能的现实主义者就是我。

可能并不想和这样的团体缠在一起，还是某种细微的观察，觉得和她们本质不是一样的人。其实大家外表上也没什么区别，都是朴素的中年人，在大街上擦身而过，也不会觉得有异常。但他们似乎有某种更愿意和死亡场景打交道的气质，我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我胆怯、敏感、虚伪，不能直面死亡，哪怕是陌生人的死亡，都让我伤感，也是前面说的，一直远离殡仪馆的原因。

轮到我自己去处理一切了，短暂的三十六个小时的依靠轻易消散。我糊里糊涂被安排着买东西、订花圈之类，这些都还简单。办事员是个烫着黄色卷发的中年妇人，就像我们在菜市场常见的那种阿姨，微焦的发卷，鼓着嘴，出奇地简单利落，又有礼貌，又替你想，很多贵重的物品她们并不推荐，反而让我选择价格适中的一档，就像娱乐节目里选手的最终评分，划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永远给你取中段。骨灰盒，花圈，包括瞬间就要烧掉的棺材，都需要自己一一选定，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次购买经历，所有人大概都无例外，为自己的亲人选择马上要销毁的物品，这是个一次性的世界。

一切都是一次性的，那些售价高昂的寿衣、棺材和花圈，都要瞬间毁灭。

我们的选择都是常人的选择，非常中庸，过程非常快，我觉得少有人会选择最昂贵的物品，比如紫檀木手工定制棺材，也不忍心选择最便宜的纸盒，至少我不会。她做出合格的安慰表情，也是职业造成的，有点哭丧的沉重的脸。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和我们同悲。如果在商场工作，她大概会是个快乐的中年妇女，一天到晚趴在隔断边上，和邻柜的服务员聊婆媳家常那种，没心没肺地过日子。

而现在，职业束缚了她，她不可能有任何笑容，在那一瞬间，她们都是非常体贴的丧事承办人。无法想象她有别的样子，这个世界和我们短暂碰撞，可是这种碰撞，谁都不希望。

我还加了一个姑娘的微信，就是她最初给我安排殡仪馆的车辆，以及租用大厅等各种事宜。但她的朋友圈出奇地干净，什么都没有。也对，总不至于分享她的日常。

殡仪馆极度紧张的那几天，我脑子里在盘算，想能不能和她说一声，帮助朋友插个队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