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某个凌晨正在进行，春雨完全笼罩了杭州。我躲在我的玻璃屋里，听到密集的声音敲打棚顶，像来自异域的鼓声。白亮而冰冷的光线挤满了狭小的玻璃屋。我能看到落地玻璃上滑落的水珠。它们像午夜的妖怪，不规则地扭动着腰肢，恋恋不舍地向我张望，然后在灯光中怆然下坠。

我想起桃花还没有完全凋零的时候，我们去了富阳新登镇的徐玉兰旧居。旧居有些残破，如同我们过往的岁月。我能看到一些旧日子的印记，鳞次栉比地在每一个角落铺陈，比如地上的旧轮胎，那些泥土还沾在轮胎的橡胶齿印上，像一块亲切的胎记。比如墙上的一张年画，或者一些听得见故事的荒草……我站在院子里，突然有一个念头，如果我能长成一棵院里的枣树倒也好的，可以站在院里那张石条几边上作长久的沉思。那石条几上有许多盆绿意各一的植物，很葱茏的样子。当然，如果我是树，我也可以怀想徐玉兰的少年辰光，她有没有扎着马尾辫？是怎样在这旧居里进进出出？她的少年和任何人的少年大抵相同，走路一步一颠，额头光洁，眼神明亮。光阴像白练一样，唰地一下飞过去一丈。

我总是觉得我的耳边一直是有声音的，有时候我怀疑这是一种病症。在我心里，这种曾经被称为“的笃班”发出的声音，有一个美好的名字：越剧。

一九三三年的新登镇，会是怎样的一种气象？徐玉兰在她十二岁的某一天，我们假定是初夏，她穿过了十分江南的长街，出现在东安舞台的科班。戏班主海胖天（我们假定他叫海胖天）正在吃一泡水烟，卟卟的声音里他大概抬起了眼泡肿胀的眼睛，很久以后才笑了一下说，留下。从此她有了一个文戏师父俞传海，一个武戏师父是徽班文武老生袁世昌。我对“师傅”一词一直心生敬意，可以相见在那个年代，十二岁的徐玉兰一定是被他们罩着的孩子。徐玉兰在这个科班里，学过长腿短打和大小花脸等基本功，也能从三张半高的桌子上像鹞子一样翻下来。一九三三年开始，徐玉兰就知道唱戏一定是她的饭碗，这辈子她注定就是戏里戏外的人。接着在戏台上，她是赵云，也是武松，当然有时候也是关胜。她是戏剧台本中远去的背影。这一年的年底，她随科班来到了上海，在南阳桥斜乐茶楼，徐玉兰稚嫩的声音响了起来。在此后的无数岁月里，徐玉兰在上海这座城市中进进出出，像推开一扇篱笆。

一九四一年在上海老闸戏院，徐玉兰和施银花搭档，从此改演小生。小生是什么？小生就是比较年轻的男性角色，我们老家诸暨称之为后生哥。在我想象中，小生总是俊朗的，徐玉兰最年轻的时光，也是俊朗得一塌糊涂。一九四一年，于徐玉兰的一生而言，是她最美好的时光。她长得像一棵露水的胡葱，有香气，有野味，有勃勃的生机……

一九四一年，上海被日军侵占，战火的气息在空气里略有回荡，有些火药味埋进泥土已经四年。一个俊朗的小生，彳亍在上海的街头。初夏的风呼啸、激荡，得意洋洋，吹起街头的招牌布幡，吹起她棉布衣的一角，把她排戏时那么年轻的声音，吹得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荡。

那么多次提起初夏，是认为初夏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如果你是田野，那么麦子在你怀里成熟了，泥土祼露皮肤发出深黑色的腥味。如果你是姑娘，那么你正在翻箱倒柜寻找去年穿过的长裙。如果你是小伙子，你该穿上白色短袖，露出有力而结实的胳膊了。而如果你是一种声音，一定会在渐暖的天空里，恣意招摇和飘荡，像江南随处可见的布幡。

我想我是爱初夏的，也爱初夏里一切的声音。

徐玉兰在一九四七年组建了玉兰剧团，解放战争时期，她又和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希望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