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汉朝的显学，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思想也就成了人们奉行的准则。其倡导的仁爱、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都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孝道与丧礼的重视，也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如《论语·为政》中就强调，对待父母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认为这是起码的孝道。正是由于儒学的独尊地位，其对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乃至民俗民风也深受其浸润。汉代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对孝道与丧礼的高度重视，其思想根源便在于此。

孝道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堪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丧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就形成了一套烦琐的丧葬礼仪制度，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等都有专门记载。这种丧葬礼仪程序复杂，名目繁多，概括而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殡葬，二是治丧，三是守孝。其中最重要的是守孝，它直接影响着居丧者的社会声誉，因此特别被人们所重视。

汉朝重视孝道与丧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当时的选举仕进之途也有着深刻的关联。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为了网罗人才，巩固统治，曾下诏征召天下贤能：“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到了汉文帝时，开始建立了比较具体的选举贤能的办法，前元二年（前178）下诏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前元十二年（前168）下诏又强调了荐举孝廉。遵循最高统治者的要求，荐举贤良和孝廉也就成了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们认真贯彻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汉武帝也非常重视贤良与孝廉二科的察举，曾多次下诏推行。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才，就是在汉武帝下诏策试贤良和荐举孝廉时被发现并得到重用的。

通过史书中的记载，可知汉代察举已成为统治者选用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并形成了制度。而察举的重要标准，便是看被察举者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奉行。除了日常的孝行，更看重被察举者在丧礼中的表现。如西汉政府就有“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的规定。东汉政府实行“举孝廉”制度，更是将“孝悌”作为选拔任用官吏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而最能彰显儒家孝道思想的最直接、最显著的做法便是与丧葬礼仪的结合。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孝’成了人们出仕入宦的重要途径之一，厚葬又是获得‘孝’桂冠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由于汉朝统治者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大力倡导，以期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使儒家孝道思想高度政治化，从而使孝行可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一观念成为儒生们的一种共识，并由此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而这正是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由来，厚葬中除了随葬品，各地大量体现这种观念和风气的墓葬画像也就应运而生了。

汉代画像作为厚葬之风的产物，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当时盛行的孝道思想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道思想中的“事死如事生”观念，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中就有充分的展现。譬如通过画面描绘各种荣华富贵的人间场景，一方面表现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和享乐生活，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死者在冥间仍然享有车骑出行、歌舞宴乐、庄园华居、婢仆侍奉的种种特权。把现实世界中对人间世俗的追忆，转化成了一种对冥间虚拟的想象和愿望。东汉王充《论衡·薄葬篇》中就提到“谓死如生”和“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并成为一种时尚，从而对画像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画像中表现孝道的画面内容，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通过画面再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情形，这些情形通常都是死者生前事业最为辉煌、地位最为显赫、一生中最值得炫耀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最得意快乐的时刻。譬如贵族和官宦的墓葬画像中大都以车骑出行、前呼后拥、谒见应酬、宴乐庆功等画面表现其人间的身份，同时象征着其在冥间仍然享有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