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0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调入岳麓书社工作的，但初次认识唐浩明先生（那时称邓云生）却是在1987年7月21日上午。因我于1986年底从桑植县挂职副县长两年回社后，即被任命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协助社长戴超伦同志分管党支部、人事和办公室的工作。那时的湖南出版是“多事之秋”，为配合党风整顿，我曾受省出版局党委派遣，分别到岳麓、科技、美术等社去听取党内外有关同志的意见，了解社领导班子成员的党风情况。那天上午，我到同一办公楼的岳麓书社分别找了四位同志（其中三名党员），各人都谈得有些激动，甚至有点火药味，唯有邓云生的谈话令我有些刮目相看。他温文尔雅，说岳麓社领导班子大问题还没有，行贿受贿的事更不存在。但小的问题还是不少，如“班子不团结，以身作则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都不够”，认为有些是个人意气，并声明“我个人不介入”。他比我小一岁，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此人气量不小，豁达大度，似有点晚清岳麓书院学子、“收拾洪杨一役”曾国藩的影子。此时他正在编校《曾国藩全集》，我相信他定是一位能成大事的编辑，因而有点肃然起敬。

我被调任岳麓书社副社长后，协助潘运告社长抓图书选题和编辑工作。当时的岳麓书社已名声很大，有“社小名气大，人少好书多”的美誉。而且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三大全集出版的文化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但由于当时三大全集分别由杨坚、唐浩明、李润英三人负责组织编校，人手少，进度慢。编校一本印行一本，每册付印多少都不好确定，读者买书也心存疑虑，我觉得必须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改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才能改变那种尴尬状况且可望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与潘社长商量后，便分别找三位责编商量，决定暂时停止单本付印，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加快进度，改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三大全集。

浩明先生是主动请缨担任《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的，当时不仅已做好全集的资料收集和复印工作，还亲自在做曾氏家书的整理标点，而且一边编校，一边潜心于近代史和曾国藩的研究，已发表了一篇《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用》的鸿文，反响很大。他非常赞同我的建议，说要请湘大历史系校点的团队帮忙加快进度，集中力量点校。不久，我还承蒙杨坚同志相邀，参与编校《船山全集》第十二册“子部”哲学著作八种，曾就幸遇船山手稿抄本《张子正蒙注》的深藏复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求索》等报刊发表了《王夫子〈张子正蒙注〉的版本新发现》一文，扩大了《船山全书》的影响。1993年3月我接任岳麓书社社长职务之后，三大全集更受到局社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在1994年底一次性地推出三十册一千五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首次付印八千套，半年后又加印五百套，创造了大型古籍图书罕见的畅销“双效”奇迹，同时引发了为时二三十年的“曾国藩热”。应该肯定，这一奇迹的出现，主要得益于浩明先生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功，即他的三部曲小说《曾国藩》畅销的影响。历史上毁誉参半的曾国藩，幸遇浩明先生这位学者型编辑、作家的艰苦努力而出现了“曾国藩热”，而唐浩明编辑生涯的巨大成功，也多亏遇到曾国藩这位富藏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杰出历史人物。可以说，倘若岳麓书社当初不是确定由唐浩明负责编校《曾国藩全集》，其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是不一定能达到“曾国藩热”的高度的。所以，唐先生不愧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

我任社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总结岳麓社前十二年出书的成功经验，确立了“坚持‘二为’方向，整理地方文丛，普及古典名著，弘扬古代文明；出版学术著作，致力文化积累；保持岳麓特色，继承发展创新”的办社宗旨，并将这一出书理念提炼为十六个字——“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为出版社的文化追求，镌刻在书社新办公楼门厅的正面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