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讲，西方汉学肇端于十五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地理大发现时代也称大航海时代，在那个时期，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当时的海上霸主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随着适用于航海的帆船的发明，欧亚大陆有了更为便捷的交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由此，欧洲人才能航行到亚洲，进而到达中国。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路更为便捷，装载货物更多。贸易往来需要语言支持，欧洲各国遂涌现出懂汉语的商人，进而培养出懂汉语的学者，从而促进了欧洲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跟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一样，荷兰汉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因为自身的历史条件，荷兰汉学的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汉学的发展又不完全一样。

一、荷兰汉学的滥觞

早在1592年，荷兰地理学家瓦格赫纳（Lucas Jansz Waghenaer，约1533—1606）出版的《航海宝鉴》（Thresoor der Zeevaert）一书就已描述航行在南中国海的事情，包括荷兰第一位到过中国的水手庞普有关中国的叙述。庞普是林斯霍顿船上的水手，关于他的叙述，瓦格赫纳是从林斯霍顿那里听来的。1596年，林斯霍顿在旅行日记《巡游记：水手林斯霍顿航行到葡属东印度》中记述了庞普的有关事迹，他还撰写了《葡萄牙人航海东方旅行纪事》。

这一类作品说明荷兰开始跟亚洲乃至中国有了联系，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真正的荷兰汉学发端于1602年在雅加达成立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政府因此必须派驻管理人员，从此与当地人有了直接接触。当地有很多福建和广东华侨，这就直接跟中国语言文化（闽南语和粤语）和中国人打上了交道。荷兰汉学与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不同，因为它并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联系，如设立领事，从事传教活动、商业贸易，或进行学术交流等，而是始于为荷属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培训汉语翻译，他们希望培养“华侨通”，以方便他们与当地大量的福建和广东侨民沟通。这些翻译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但它为中荷沟通的方方面面奠定了“第三方”基础。1628年，赫尔尼俄斯成为荷兰第一位在雅加达传教的新教教士，他编撰了便于传教的《基督教纲要》。这部手稿可能是第一部荷汉和汉拉字典，荷兰汉学名家戴闻达和高柏都将其称为“荷兰汉学研究的第一座丰碑”。从发生学意义上看，荷兰汉学另辟蹊径，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观照华侨社会及风俗、商业社会及法规文化、非主流社会和地区生产活动方式、非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意识形态、地域性民间文化习俗等的独特视野和研究传统。

同时，阿姆斯特丹作为当时的国际出版中心，使荷兰成了彼时欧洲收集和传播中国知识的中心之一。1665年出版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节出使鞑靼可汗，即今中华帝国》，成了当时荷兰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它其实是荷兰首任驻京大使约翰·纽霍夫的调研报告。即便如此，荷兰汉学彼时也并未真正得到发展。

二、荷兰汉学的全面发展

荷兰汉学真正起步始于十九世纪。由于汉语翻译的培训并未取得理想效果，荷兰政府决定将其转移到荷兰本土进行，从而开启了荷兰汉学第二阶段：全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荷兰一些大学内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立。1876年，莱顿大学首先设立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席位。1877年10月，施古德荣任首位教授。这一席位后来依次由高延、戴闻达和何四维等人接任。施古德撰有一部四卷本荷兰语—厦门话词典《荷华文语类参》（Nederlangsch-Chineesh Woordenbuek met de Transcritie der Chineeshe Karac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ct），他在国际汉学界的最大贡献是1890年与高第一道创办了日后享誉学界的国际汉学研究学术期刊《通报》。施古德过世后，他的学生高延于1903年继任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高延的学术兴趣是研究中国宗教，他著有六卷本《中国宗教系统》。高延于1912年离开莱顿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执教，莱顿大学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一职因而空缺多年。1919年，戴闻达受聘担任莱顿大学中国语文讲师。此前，荷兰汉学研究的主体都曾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任过职，而戴闻达则未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任职，由此可以说戴闻达之于荷兰汉学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1930年，戴闻达就任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同年，在他的努力下，汉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戴闻达出任首任院长，并编撰《莱顿汉学丛书》。这一丛书至今仍在持续出版，集中体现了荷兰汉学和莱顿汉学的学术成就和权威地位。其中，中国古代法律经典《商君书》和中国先秦哲学经典《道德经》两部译著，出自戴闻达之手，前者让他擢升为正教授，后者的荷兰语版于1942年出版，法语版和英语版也分别于1953年、1954年面世，在国际汉学研究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