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2日，也即中国辛亥革命前一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姓费的书香人家喜添新丁，他就是未来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

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这一天乃是家喻户晓的所谓“鬼节”。传说，农历九月三十是阴曹地府准许亡魂返归阳间度假的日子，十月初一，五更天，鸡啼时，便要将阴魂收回。费家这娃娃降生于此刻，岂不是阎王爷没有回收的“小鬼”？

费孝通是费家的第五个孩子，最小，当然受到老奶奶和父母的格外疼爱。然而他身上似乎“鬼气”多多，据费孝通后来回忆，他“从小性情恶劣，经常寻事哭闹”，曾“从堂户满地滚过天井”，成为家人指责他顽皮的把柄。

这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于是经常怀疑，自己这个“小鬼”，到底“能不能划在‘人’的圈子里”。

后来，他一个男孩子上小学时入过女校；大学时数度转学转科；走入社会后，什么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研究，政治、经济等也统统涉猎；为人处世，“迂阔的性子，随处不能迎合他人，颇招社会的忌刻，小小的人，已蒙了社会的毒刺”，至老犹叹，“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曾高居于“庙堂”，也曾长期沦落成“罪人”；做文章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国事家事，吃喝拉撒，无所不论，又纵横捭阖，不循章法，一挥而就；老来仍像年轻人一样，东闯西撞，事事关心，似乎有释放不尽的能量，如此之与“正道”格格不入，不甘心在别人画下的框框里做一个令人家“顺眼”的角色……于是他自我调侃是“圈外人物”“漏网的小鬼”。他将这些一概归因于“阎王的疏忽”。

他的父亲费璞安，虽然中过清末秀才，却是个新派人物，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即从事“新学”，因与南通大实业家张謇过从甚密，便到那里教书。小儿子名字费孝通中的“通”字，即由此得来。费璞安还做过江苏省“视学”，是一个小小的教育督导官员，也热衷于社会活动。孝通之母杨纫兰，出身名镇同里大家，是一名留日的新派知识女性，回国后创办了一家与现在的幼儿园性质一样的“蒙养院”，还办了一个“红十字会”。

费家保存着一张孝通与妈妈和几个哥哥姐姐的合影。八个月大的他，依偎于母亲怀抱，稚气可爱。妈妈梳着日式发型，颇显洋气时髦。二哥费青和三哥费霍，穿着蒙养院的新式制服，手中各持一面“红十字会”的小会旗。有趣的是，大哥振东却穿长袍，留着清朝的辫子。

费孝通一家，上有祖母和她守寡的妹妹，下有子女五人。一家九口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度日。但母亲的理财持家原则，却是教育第一。

生于这样的家庭，费孝通没有了接受诸如“人之初，性本善”之类“旧学”训练的机会。他先上蒙养院，再入新式小学、中学，初学乃是“人手足刀尺”，乃至数、理、化、音、体、美这些新学科了。

这样的出身和启蒙教育，使费孝通一生之知识结构，虽然在所谓“国学”领域略显单薄，但在促使他融入新时代、新学科和世界新思想潮流方面，却起到一个“基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