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在冯友兰人生惨淡、家门冷落的时候，蔡仲德和冯友兰次女冯锺璞（宗璞）结婚，成为冯家女婿。结婚那天，参加婚礼者除冯友兰夫妇外，来宾只有宗璞挚友陈澂莱一人。1970年5月，蔡仲德下放到农村，宗璞搬回娘家居住。1973年10月，蔡仲德下放结束，回到北京，就和宗璞在燕南园安家，随侍冯友兰夫妇。从此，蔡仲德几乎成了冯家的上门女婿。冯友兰有四个儿女，长女冯锺琏虽然在北京工作，可惜于1975年就患病去世；长子冯锺辽很早就定居美国；次子冯锺越一直在外地工作，1982年英年早逝。这样，在冯友兰晚年，能够侍奉他的只有宗璞和蔡仲德夫妇。

1982年秋，冯友兰赴美国参加朱子学术研讨会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宗璞随从。在日本羽田机场，冯友兰吟诗一首：“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说的是他一生得益于三个女人。早年母亲供养他们兄妹读书，衣食无忧，专心读书，学有所成。在《祭母文》中，冯友兰赞扬母亲说：“既相夫之已毕，惟事亲与抚孤，凛劲节于冬雪，存冰心于玉壶。终慈日之余辉，游儿曹于上都，虽节衣而缩食，惟馈给之无虚，不相累以庶务，令专志于远图。”中年冯友兰有妻子任载坤相夫教子，他不管家事，不做家务，专心于事业和学问。张岱年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他一辈子没有买过菜，没有进过厨房。任载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文革”前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居民委员会主任，管理北大八个家属院，深得居民拥护，曾经被选为区人大代表。就是这样一位能干的人，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宗璞回忆说：“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可惜的是，1977年10月初，任载坤患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在万般牵挂中离开人世。

更为重要的是，与一般老人养老少做事不同，冯友兰晚年是把全部身心投入《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鸿篇巨制的著述上。八十五岁时开始重新写作。最初是自己写，到后来，耳目失其聪明，生活不能自理，不能看书，不能执笔，全是凭记忆、靠口授写作。这就需要有人帮助寻找书籍、查找资料和核对引文。北京大学并没有给冯友兰配专职助手，虽然哲学系前后派许抗生、李中华和陈来等人过来协助一段时间，任继愈还派自己学生张跃来当助手，并跟冯友兰学习，但都是兼职的和临时的，很多时候还是朝夕相处的蔡仲德随时帮着查阅资料、核对引文，还有找笔录人和抄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