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轻与相重
建安“三曹”，记得曹操歌咏的雄浑苍劲，记得曹植文采的风流倜傥，只记得曹丕“典论”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几近毒舌。嫉妒是普遍人性，岂独文人然。与曹植争太子，曹丕笼络文人，并无“文人相轻”一说。一旦上位，便逼老弟凄凄惨惨七步成诗。所谓“文人相轻”，不过是个雅致的借口。
深究这些，意思不大，莫如感知文人世界其实一直存在的温暖。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漫游中相遇于洛阳，从此结下一辈子的交情。
随后李杜三次同行：一起游梁宋，在太行山访仙问道，遇到边塞诗人高适。次年又相约游东鲁，寻找隐士高人。
李白交际广泛，但对小自己十一岁的杜甫格外看重：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没几天，就想起“何时”“金樽开”。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
一喝酒就想起上次杜甫喝得大醉。思念滔滔不绝犹如汶水。
杜甫更倾心：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冬日有怀李白》）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梦李白》二首其一）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其二）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
杜甫共为李白赋诗十五首。春日，冬日，获罪，流放，李白永远在杜甫梦中。
李白和杜甫，是文人相重的典范。后世诗人学者闻一多由衷赞美：“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了。”（《杜甫》）
已入暮年的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蜀道难》，瞬间被磅礴的气势、奇诡的想象震撼。长安见面，不顾自己的高龄与身份，直呼李白为“谪仙人”，随后解下腰间的金龟饰，换来美酒与李白同醉。贺知章去世后，李白独自饮酒，想到当年的金龟换酒，不禁潸然：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白与贺知章的忘年交，如同一坛陈酿，越久越香。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中进士，自此命运交织。
两人积极参与的“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告失败。两人一同被贬。流放地相隔千里，两人一直书信往来，遥寄思念。
十年后，被召回京城，却再次双双被贬：刘禹锡贬播州，柳宗元贬柳州。柳宗元得知播州偏远且困苦，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事已高，便冒着生命危险上书请求与刘禹锡对换贬谪之地，表示即使罪加一等也无怨无悔。朝廷为其所动，更改刘禹锡任连州刺史。
四年后，柳宗元病逝柳州。刘禹锡惊闻噩耗，如得狂病，嚎啕大哭。此后，花费二十余年整理柳宗元的诗稿，编纂成《唐柳先生集》，将柳宗元的儿子抚养成人。
刘禹锡柳宗元之谊，始于志同道合，历经患难与共，终于生死可托。
八○三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七岁的白居易一同登科，从此一同吟咏风雅、走马行猎，醉饮于长安酒肆，三十年间唱和不断。
白母去世，元稹虽财力不宽裕，却慷慨解囊，助白居易办丧事；元稹被贬，为母亲丁忧，没了俸禄，白居易“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岂是贪衣食，感君心缱绻”。二十万钱相当于元稹半年俸禄。
无论是相聚还是分离，两人相互赠诗酬唱，每每收到对方的诗，都要细究韵脚，对仗工整地进行回复。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和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整整一百个韵脚一模一样，把唐诗的格律表达发挥到了极致。
元白都支持永贞革新，为以身犯险的二王八司马鸣不平。他们一同发起新乐府运动，成为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元稹病逝，白居易痛哭：“今在岂有相逢日，未死应无暂忘时。从此三篇收泪后，终身无复更吟诗。”祭文说：“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今不复叙。”又九年，白居易写道：“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年轻的王安石参加科考，出类拔萃。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盛赞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特意设宴款待，席间写诗《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
以李白、韩愈的才华比肩王安石，满满的钦佩和殷殷的期望。
后来王安石变法，欧阳修反对，公然不执行“青苗法”。但止于君子之争，决不落井下石。
欧阳修去世，王安石作《祭欧阳文忠公文》，无一字贬损。
熙宁二年（一○六九年），王安石拟改革科考，苏东坡上奏反对。
“乌台诗案”发，为苏轼辩护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都是苏轼的政敌：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和王安石。
后者时已归隐江宁，立刻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皇上：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逃出生天。这才有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奠定了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元丰三年（一○八○年），苏轼从黄州往汝州，经江宁，专程拜望王安石。王安石闻讯，马上风尘仆仆赶到渡口迎接。两个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的人在钟山谈诗论佛，煮酒和诗，通宵达旦。
王安石评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病逝，苏轼亲自执笔为评：“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闲，靡然变天下之俗。”
政治上是对头，文学上是知音。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有着一代文豪的大度与风采。
恕道与直道
“林语堂”这个名字，最早给我深刻印象，已是一九八三年。当时中国作协组织我们几个人采访海南农垦，中间去过苏东坡曾经流放的儋县，在书摊见到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最早是在美国用英语写的，出版后寄给国内朋友翻译，朋友忙，延宕多时，干脆自己翻成中文——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中文本。
我由此知道了林语堂牛得不行：出于寒门，天资聪颖，六岁在村塾发蒙，十岁离家上小学。靠二哥的津贴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教了三年英语获得领半官费奖学金的资格，往美国哈佛读硕士。官费停止，去法国教华工识字，攒钱去德国读博士。最终向北京大学借了两千美元（实由胡适先生垫付）完成学业。一九三三年，萧伯纳逗留上海，林语堂推出《论语》专号，介绍萧伯纳，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一九三四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一九三五年创办《宇宙风》，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一九三五年后，林语堂第一部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即成畅销书，被视作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奠定他在国际文坛地位的《生活的艺术》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历五十二个星期，在欧、亚有近二十种译本并且四五十年畅销不衰，单在美国就再版四十次以上。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继《生活的艺术》之后，再次被美国的“每月读书会”选中。林语堂成为美国文艺界社交场合的宠儿。但在民间场合，他从不露自己的身份。崇拜者的信每天几十封，他让女儿替他回信，口述得头头是道，标点符号，另起段，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