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两江四岸的地理格局塑造了其跨江而治的城市形态。作为连接水系两岸的核心交通载体轮渡，自清末民初雏形初现以来，始终是武汉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从早期木划子摆渡的民间互助，到民国时期官商合办轮渡公司的规模化运营，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化改造与21世纪“公交 + 旅游”双轨转型，武汉轮渡的发展历程折射出城市交通技术的迭代，嵌入了武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变迁和时代特征，成为观察武汉城市空间与集体记忆演变的独特窗口。

一、交通中的传播：作为媒介的轮渡

在媒介化社会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驱动下，轮渡的功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物理渡运工具的范畴，实现了从物质性基础设施向文化记忆载体的嬗变。其既是市民日常生活及通勤的移动空间，也是城市符号的流动展场；它既承载着代际传递的生活经验，也参与了权力与资本对城市空间与城市记忆的意义建构。轮渡成为武汉城市集体记忆的书写者与守护者，重塑了武汉的物理空间结构，催化了武汉城市记忆文化的生成机制。

1.交通与传播的理论溯源。在传播学理论谱系中，“交通”与“传播”的关系勾连出一条被长期遮蔽的线索。两者的关联可追溯至查尔斯·库利1894年的《运输理论》，其核心命题“传播是观念的交通”揭示了物质流动与符号传递的本质同构性，指出铁路运输不仅承载货物与人体位移，更通过社会关系的延展催生精神交往。库利将交通运输划分为物理运输与精神交流，在他看来，铁路交通是人和物的流通。这种流通也必然伴随着人与人的交往或以物为中介的精神交流和社会互动关系。然而，1844年电报的发明成为关键转折点，电子媒介使信息脱离实体运输工具，导致“传播”与“交通”在学术话语中分道扬镳。直至戴维·莫利等人重提“传播的物质性”，主张恢复符号流动与实体流动的关联，方使交通基础设施的媒介意义重返理论视野。这一脉络揭示出交通的本质是时空关系的重组，强调了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性质。

2.轮渡的媒介意义。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强调媒介本身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现，会改变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形态。哈罗德·英尼斯也强调交通媒介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武汉轮渡连接了武昌、汉口、汉阳等不同的城区，打破了水域的阻隔，使信息能在不同地域之间实现跨越式传递，延伸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信息交流的边界。武汉轮渡承载了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和不同时代的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信息，成为武汉城市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社会关系场境，形塑了武汉城市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塑造着武汉城市的独特形象与文化气质。

基于此，本文以武汉轮渡为研究切口，系统探讨其作为媒介如何在空间连接、文化传播与社会交往中展开独特实践，进而揭示交通基础设施在媒介化社会中的文化意涵及其对城市记忆建构的深层意义。

二、空间再生产：武汉轮渡的空间再造与城市记忆形塑

社会空间主要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场境，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是活动关系场境而不是物的塑形，但它却无法离开物。列斐伏尔转向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从微观视角阐释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空间实践），更是被权力、文化表征的意义系统（空间表征），并能通过日常实践转化为居民的感知与体验的空间（表征性空间）。

武汉轮渡通过码头建设、航线调整等物质空间改造参与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在通勤、交往、旅游与记忆沉淀的日常实践中形塑了居民与游客的空间体验与记忆，其承载的不同时代的景观叙事、视觉标识等文化符号进而成为城市记忆的“记忆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