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5年9月8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荣誉教授夏志清从友人电话里听到张爱玲去世的消息，这时距他收到张的最后一封信已过去了一年零四个月。

夏志清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也是最欣赏她的学界中人。1961年初，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书中用很长篇幅介绍了张爱玲，肯定了她的文学地位，张爱玲从此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行列。两人之间的通信亦从此开始，夏志清后来将这些信结集出版，取名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张爱玲晚年频繁搬家，夏志清的回信大多遗失，成书后夏志清给张爱玲的每封信都写了按语，仿佛是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

夏志清第一次听说张爱玲是因为一篇文章。1940年8月，上海《西风》杂志第四十八期刊出张爱玲的处女作《天才梦》，这篇文章在《西风》杂志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中获名誉奖第三名（正奖十名，名誉奖三名，一共十三名）。正在沪江大学读书的夏志清读后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这个女孩子对中国文字如此敏感，真不简单。

夏志清与张爱玲初次见面是在几年后公共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661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家中的聚会上，与会者大概有二三十人。夏志清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中回忆说：“早在1944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过张爱玲，她是主讲人。她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

当时，张爱玲在沪上已大红大紫，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刊物发表文章，而夏志清还没开始研究中国小说，对张兴趣不大，两人没有深入接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夏志清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从朋友宋淇那里得到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读后深感惊艳，于是在书中开辟专章，介绍这位传奇女作家。几十年后，夏志清在《鸡窗集》的跋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往事：“1952年7月张爱玲从上海到了香港，即同宋淇夫妇缔了深交。我于同年开始有计划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翌年收到宋淇寄给我香港励力出版社重印的《传奇》上中下三册、《流言》一册，我也就正式开始研读张爱玲的作品。……我在《小说史》里写下张、钱（钱锺书——笔者注）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

夏志清在书中对张爱玲的介绍超过了许多名家，评价之高也超过了很多人。大部分读者以为两人很熟悉，其实夏志清和张爱玲一生只见过六次面，平常主要靠通信联系。夏志清曾把张爱玲给他的信做了整理统计：1963—1969年四十六封，1970—1979年四十九封；1980—1989年十七封；1990—1994年六封，共计一百一十八封。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直至张爱玲去世前夕。

二

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了“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的上海，匆匆赴港，去香港大学继续因太平洋战争而中断的学业。

1955年11月，张爱玲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赴美，继续以写作为生。此时，身为耶鲁大学英文系研究员的夏志清已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稿，其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在成书之前就以论文形式刊登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夏志清用英文写作，翻译工作由他的哥哥、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完成。夏济安的一些学生如白先勇、陈若曦等人，当时都是台湾文学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读了老师的译文后，对张爱玲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人成为台湾最早的“张迷”。

1965年初，夏济安在美国去世，张爱玲听说后致信夏志清，表达哀悼之情：“我很早听见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动，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这封信耽搁得太久，明天尽早寄出——其实这时候写着已经天亮了。”夏志清在这封信的按语中写道：“先兄济安1965年2月23日在加州柏克莱中风不治而亡。朋友吊唁的信我看到很多，爱玲这封寄出已在6月中旬，可说是很迟的了。但读来极为感人，尤其‘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那一句，极有张味。在济安的遗物里，我只找到了爱玲1957年初给他的一封邮简和同年年底的一张年卡。……但二人仅有的一次见面，则在1964年3月21日星期六那天下午。”

夏志清提到的张爱玲与夏济安的唯一一次会面，是张爱玲朋友高克毅促成的，也就是张爱玲信中所说的“那天匆匆一面”。1964年3月，“亚洲学会”在华盛顿举行年会，夏济安、夏志清兄弟都来参会，高克毅请他们吃饭。夏志清在《最后一聚——追念吴鲁芹杂记》中说：“张爱玲那时也住在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