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流行了百余年，各家的注解评释已然是洋洋大观，笔者近来研读此书，偶有一些感触，略述如次，或亦有助谈资。

一、“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本意

刊本《人间词话》第七则云：“‘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将宋、张二人的名句相提并论的做法应是受宋人的影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遁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具体到“闹”字，清人也明确表彰过，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云：“一‘闹’字卓绝千古。”刘熙载也认为“闹”是“极炼如不炼”的“触著之字”（《词概·词曲概》），不过，和王国维一样，他们对“闹”的评赏可能都是基于一个误解。

宋祁《玉楼春》词云：“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词的上片主要写春日风光，下片写珍惜光阴、及时行乐之意，属于典型的上景下情的布局。“绿杨烟外晓寒轻”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为对仗句，“绿杨烟外”限定了“晓寒轻”的空间范围，“轻”描述“晓寒”；对句与出句的语法结构保持一致，“红杏枝头”为空间状语，“闹”修饰“春意”。“春意闹”，单独来看，似与常言之“春意盎然”无异，然而春意毕竟是抽象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物象才可清晰感受，“红杏枝头”实际上就承担了这个功能，因此，“闹”首先应是形容红杏开满枝头。

“闹”有密集之意，其例颇多。唐人诗云：“高枝闹叶鸟不度，半掩白云朝与暮。”（严武《题巴州光福寺楠木》）“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闹若雨前蚁，多于秋后蝇。”（李商隐《洞庭鱼》）北宋时期的用例，如“宿蕊斗攒金粉闹”（晏殊《渔家傲》）、“丛头金菊层层闹，木末丹花艳艳红”（韩维《次韵和相公九月八日所赐诗》）等皆是。宋祁的同乡晚辈郑獬，在诗中亦屡用闹字：“菊花又密闹，烂若金缕堆。”（《菊》）“春衫不惜露痕污，直入闹花深处来。”（《探花》）“晚花纤丽金靥闹，平莎蒙密绿发稠。”（《次韵程丞相重九日示席客》）其《昔游》诗中“绿杨阴里穿小巷，闹花深处藏高楼”一联就和宋祁《玉楼春》中的对仗更相似了，并且，这些“闹”所形容的往往就是花叶。推测起来，宋祁本意应是用“闹”表明枝头红杏的密集，这是当时作品中的常见做法，但为了与上句对仗工稳，不得不调整语序，将“闹”置于句末，这样就与红杏产生了距离，反而与“春意”紧密相连，好像是在形容抽象的“春意”。而后世对“闹”的字义认识已趋向“扰嚷嘈杂”一端，“密集”之义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故李渔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窥词管见》）语序调整与词义窄化两个因素的叠加，让“闹”字成了论者关注的焦点，由此又引发了对其中修辞手法的分析。钱锺书《通感》即举宋祁词句为例，说用“闹”字“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绘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两句都是‘通感’，或‘感觉移借’的例子”。笔者以为，密集容易导致混乱无序，而混乱往往伴随着吵嚷喧杂，这里确实有一个源出日常生活经验的心理联想机制在起作用，但一定要说宋祁运用了移借视觉与听觉的修辞手段，恐与实情不符，他在下笔时，恐怕也没料到“闹”字会受后人如此好评。

按照一般的理解，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叔本华的学说有渊源关系。叔氏认为世界是意志的表象，对应到宋祁的词句，我们似乎可以说“红杏枝头”就是一种表象，由它表征的“春意”依然是表象，而催动花开、造就春意的“意志”仍难以捉摸。词中的“闹”字，王国维无疑是从“扰嚷喧闹”之义上去理解的，所以他会认为，“闹”字使得正在作用着的“意志”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词人已经把握到了表象背后隐藏的“理念”，并“镌诸不朽之文字”（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这就写出了“真景物”，故而“有境界”（《人间词话》）。他之肯定“弄”字，也当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若搁置叔本华的学说，字词批评原本就是中国古代诗文评中的大宗，前引刘体仁、刘熙载之言俱是。又如明人李腾芳评欧阳修《醉翁亭记》“有亭翼然立于泉上者”：“一‘翼’字将亭之情、亭之景、亭之形象俱写出，如在目前，可谓妙绝矣，此等不可胜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