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先生新著《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三联书店2025年版），大体是从“人本、物本、神本”三个向度，全景式地对人类探寻自我宇宙和外我宇宙的文化、宗教、历史成果进行爬梳剔抉。读后我们不难理解，人性的复杂性，需要人文的度量衡进行轨范；而人文的度量衡，需要人格的尺度进行锻塑。或者说，人文是人性的尺度，而人格是人性的格式化。人性作为人类存在的根本特质，同时扎根于生物本能与精神追求之中。它既包含与动物相似的本能欲望，又展现出超越性的神性追求。这种双重性使得人类文明发展出各种“人文”体系来轨范人性，而不同尺度对人性的塑造则形成了多样化的“人格”。纵观人类文明史，对这三者的探索从未停止，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自我认知的核心维度。

人性的双重维度：动物性与神性

人性的普遍性在于其内在的矛盾统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通过“灵魂三分说”阐释这种结构：欲望（动物性）、勇气（过渡）和理性（神性）。他认为理性应当驾驭欲望，如同骑手驾驭烈马。这种思想在《斐德罗篇》中通过马车比喻得到生动展现：白马代表高贵激情，黑马代表原始欲望，而车夫则象征理性控制。

在宗教语境中，这种双重性更为鲜明。基督教中的“原罪”概念指向人性的堕落倾向，而“效法基督”的召唤则代表神性的升华可能。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通过自身经历描绘了这种挣扎：“我迟迟不肯走向上帝……因为我害怕你太快治好我的病。”佛教同样认为人性兼具“烦恼”（贪嗔痴）与“佛性”（觉悟潜能），《大乘起信论》提出“一心二门”说，“心真如门”即神性，“心生灭门”即动物性。佛教通过“五蕴”（色、受、想、行、识）理论解析人的构成，其中“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形成人类经验的基础，而超越六根的束缚则是达到解脱的途径。

中国古代思想对此也有深刻探讨。孟子主张“性善论”（神性的彰显），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荀子坚持“性恶论”（动物性的约束），主张“化性起伪”；而董仲舒则提出“性未善”论，强调人性需经教化才能完善，如稻谷需要加工才能成为食物。这种辩证观在宋明理学中得到综合，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为人性修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心理学研究也支持这种双重性。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对应了动物性、调节机制和神性追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则从自我实现的角度为神性追求提供了心理学解释。

人文的尺度：从物性到神性的轨范

人文体系作为轨范人性的尺度，大致可分为两类取向：

其一，物性尺度基于自然法则和实用理性。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感性经验和相对价值。古罗马伊壁鸠鲁派追求快乐的最大化，但主张“理性的快乐”，体现了对本能欲望的适度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