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山是传说中的众神之山，中国最古老的氐羌原始巫教正发源于此。当印度佛教诞生，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演变为基督教的时候，岷山地区的巫教也开启了向道教转化的历程。蜀地素有道家洞天福地之称，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更重要的是，古蜀时代的精神世界，借由道教的兴盛发展，得到了一种新的张扬和体现。

作为世界东方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道教是我国最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本土宗教。虽然我国的原始宗教源远流长，但道教真正成型于东汉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巧合的是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传入我国。加上这个时期的儒学宗教化，多重因素交织，使汉代成为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

中国道教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演进过程。首先是神仙思想的盛行，在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思想顺势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主流思想。秦始皇曾大张旗鼓地派遣徐福入海求仙，汉武帝更是不厌其烦地重用方士追求仙道。帝王们的倡导，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崇尚。其次是西汉黄老思想的流行和东汉谶纬之学的活跃，再者是传统鬼神崇拜和五行观念阴阳术数的逐步合流，这些都为道教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当时在社会各阶层广为流传的民间信仰，也为道教的诞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东汉后期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荡，则为道教的出世起了催生的作用。

继承了中国传统鬼神思想和巫术观念的道教，最初是以民间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道教流派，主要有活动于汉中和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以及传播于山东等地的太平道。原始道教的核心经典如《太平经》，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书中诸多言论直接反映了农民的生存诉求与价值期盼。太平道的社会活动，彰显出强烈的反抗封建统治的目的，它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集结数十万民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汉末黄巾农民大起义。这场宗教色彩很浓的起义，不久便遭到了官军的残酷镇压，以壮烈的失败而告终。太平道覆灭之后，幸存的五斗米道继续活动于汉中、巴蜀地区，信徒日众，逐渐发展为早期民间道教的一大流派。据史书记载，入道者须交纳五斗米以供道或用五斗米酬谢道师，所以俗称“米巫”或“米道”，道教方面的正式名称则为“正一盟威之道”，又称“正一道”或“天师道”。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为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三国志·魏书》说他客居蜀地，“学道鹄鸣山（又名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水经注》卷二十七亦作了相同记述。由此可知，蜀地的鹤鸣山是张陵创建道教的发祥地，经过其子张衡和其孙张鲁三代人的传播，影响遍及巴蜀地区，并雄踞汉中，形成了蔚然可观的局面。

道教兴起于岷山之域，并非偶然现象。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为道教的发祥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张陵选择山清水秀、环境幽静的鹤鸣山作为创教之地，自然有他的深思熟虑。这里远离封建统治中心，具有一个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这里又是原始巫术和神仙崇拜十分昌盛的地区，具有很好的传教基础。张陵入蜀之前很可能考察过许多地方，这位非同凡俗的奇才在经过长途跋涉饱阅了名山大川之后，辗转来到蜀地，最终在鹤鸣山找到了他的精神归宿。

张陵栖居于鹤鸣山中，对老子的《道德经》进行了深入的研读和参悟，并从宗教观念角度对《道德经》作了诠释注解。正是这种独特的参悟和诠释，为内涵极其丰富的《道德经》披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为了普及宗教思想，便于传道，张陵还采用浅显易懂的手法写成了《老子想尔注》，在巴蜀地区道众之间广为传播。《道德经》成了道教的圣典，老子也就成了道教的教主，被尊为“太上老君”。据载，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张陵还写成了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元”，使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张陵还设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传道方法，以“治”为单位发展和管辖道众，治所也就是教坛，每一治即为一个教区和传教活动根据地，一共设立了二十四治，大都在巴蜀境内。

据《云笈七签》卷二十八记载，二十四治的绝大多数均在西蜀，分布于彭州、灌县、大邑、临邛、绵竹、广汉、什邡、德阳、金堂、新津、蒲江、彭山等地。此外，越嶲、阆州、汉中、洛阳北邙山也各设立了一治。这种分布，体现了张陵“化道西蜀”的策略，对道教的起源和传播情形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分布于西蜀的治所，大都位于成都平原边缘往山地过渡的形胜之处。远离喧嚣的闹市，选择山清水秀的地方设立治所，除了发展策略上的因素，亦可看作是道家宗教观念的一种贯彻。鹤鸣山是张陵悟道创教的发源地，于此地及青城、天国山一带设立了鹤鸣神山上治，但它在二十四治中仅位列第三，而位于彭州九陇县境内的阳平治则被尊为“首治”，肩负“总本山”“中央教区”的核心

地位。

博学多谋的张陵对古蜀文化和观念习俗显然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占据了古蜀历史上的形胜要地，而且充分利用了这里浓厚的神仙思想和天门观念，这对广大蜀人接受信奉他所创立传播的五斗米道，无疑起了极其有利的作用。张陵创建的五斗米道，是一种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这与古代蜀人的崇拜观念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极易为蜀人所接受和信奉。

道教中关于龙、虎的观念，也与古代蜀人的原始崇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西王母与龙虎座是四川汉代墓葬出土画像中的一个重要地域特色。龙与虎不仅是古蜀时代的图腾标志和崇拜象征，也是原始宗教观念中的通天神兽。而画像中的龙虎座便兼具图腾崇拜和通天媒介的双重内涵。继承了传统鬼神思想和巫术观念的道教，同样也继承了传统的龙虎观念。道教中的神仙多以龙、虎为坐骑，便是一种形象的体现。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对此有相当多的记述，如卷二说“马皇乘龙而行，子晋躬御白鹤”；卷四说“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卷十五说“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等等。如果说原始巫术中龙虎只是巫师通天的一种想象，那么道教中的龙虎观念则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通天神兽龙虎已与道教的神仙法术融合在了一起，发展成了一种神奇的“乘蹻”之术。《抱朴子内篇》卷十五对此专门作了描述：“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虎蹻，三曰鹿卢蹻。”可知龙、虎、鹿已成为道教中神仙们腾空飞遁时骑乘的神兽。

仙人骑鹿也是秦汉时期蜀地广为流传的神仙话题，四川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描绘了很多仙人骑鹿和龙虎的画面。这些显然都对创立和传播于西蜀地区的道教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为道教所利用，给予其新的诠释和发挥，融入了新的宗教形式之中。

张陵在西蜀创教传教，称为天师，他逝世后，教主由张衡继承，称为嗣师。据载，张陵卒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张衡卒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之后教主之位由张鲁继承，称为系师。五斗米道经过数十年的传播发展，此时在西蜀地区已有广泛的信仰根基，形成了一个宗教大派。张鲁的母亲张夫人是位貌美而又非常能干的女性，通过与益州太守刘焉交往，将原在民间秘密传教的五斗米道与蜀中上层官府挂上了关系。刘焉对五斗米道的势力和这种合作的态度是心中有数的，为了稳定蜀中政局并令其为己所用，便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派他去夺取汉中。《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一记载说：“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张鲁率领部众攻占汉中后，杀了汉中太守苏固，又袭杀了别部司马张脩而并其众，很快便在汉中站稳了脚跟，使五斗米道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张鲁趁机割据一方，自立旗号。不久刘焉去世，刘璋继任，“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此举直接迫使西蜀五斗米道的势力被迫迁往汉中，就连二十四治最重要的阳平治也随之迁往汉中，设在古阳平关一带。《三国志·魏书》记述了张鲁在汉中的经营：“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踞巴、汉垂三十年。”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道教徒自我治理的政权形式。

张鲁雄踞汉中，大力推行道教政治理想与治世蓝图，采取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无为而治的指导方针，追求一种大平均、大公正、大和平的目标。用历史的眼光看，可谓是人类乌托邦社会的一种实验。虽然取得了三十多年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被曹魏封建统治政权所取代。以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形式为主的五斗米道，随后也被改造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神仙道教。

道教作为汉民族最大的本土宗教，兴起于岷山之域，最先于西蜀地区传播。鹤鸣山和青城山，作为道教起源的祖庭和洞天福地，不仅是蜀中地域文化的骄傲，更是为中国乃至世界所共享的珍贵自然文化遗产。道教自诞生以来，便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蜀中始终是道教的重要活动基地，在道教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道教与仙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仙话的主题是宣扬求仙，展现人们对仙境的向往。道教进一步提升了仙话的内涵，既有系统的神仙谱系，又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仙之途。在神仙谱系中纳入了等级观念，在成仙之途上创设了方法与步骤，以此而构建了道教的信仰体系和道家的修炼宗旨。

通过修炼，以求长生不老，是道家的重要宗旨。秦汉时期的方士们大力鼓吹求仙，魏晋时期的方士们已经转变为宣扬通过修炼以谋求长生了。道家的宗旨已经与仙话相互交融，潜移默化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时尚。王公贵族们都想长生，所以对方士们的新说法大都是深信不疑的。

道家与方士们宣扬修炼与长生，为此而编造了许多故事，还创设和归纳了很多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服食法、采补法、导引法等。道家认为，服食法与长生有关。张华《博物志》卷四就说：“《神农经》曰：‘上药养命，谓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

葛洪也认为，服食仙药就是最主要的成仙途径，并且认为仙药有高级与低级的区别，将各种金石类药物视为上等仙药，服之能升为天神遨游天地，将草木类药物称为中下等药物，只能养性除病。道家还着重宣扬炼丹和制作方药，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就设有专门的篇章讲述服食金丹与仙药可以成仙，并介绍了炼丹

之法。

仙话中宣扬只要进入仙境，就可以逍遥快乐，随心所欲。可知仙人是不禁欲的，但那是成仙之后的事。而道家强调，在修炼成仙之前，还是要讲究节制，不能放纵欲望。通过节欲来完善修炼，其实是符合养生道理的，所以得到了很多古人的称赞。

关于成仙与修炼，通常还有天仙与地仙的说法。《楚辞·远游》说：“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袁珂先生认为：“所谓‘羽人’‘不死’，乃人学道登仙之两阶段。初则不死而为地仙，久乃身生毛羽，遐举而为天仙矣。”在道家的著述中，对此就有较多的论述，认为仅仅靠修炼要成为天仙比较难，而成为地仙也未尝不可，其实能够做地仙也是很快乐的事情。道教还强调，修仙的要求是诚心、行善、轻财。这些也都获得了世人的认可。

早期仙话中所言仙药，也就是不死之药。昆仑仙话中西王母就掌管着仙药，射日的大英雄后羿得到西王母赐予的仙药，却被嫦娥抢先偷吃了，结果她便飞升到了月宫。吃了仙药能够成仙，仙药能够使人长生不死，自然也就成了方士们的法宝。蓬莱仙话中的主题，也是宣扬仙药。传说住在海上仙岛的仙人们也有仙药，若能获得仙药，吃了就能长生不死。所以秦皇汉武都热衷于到海上求仙，被方士们反复忽悠，大搞入海求仙活动。求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仙药。但仙药只有传闻，始终不可得，这也就成了求仙中的关键问题。

道家崇奉神仙，主张修炼成仙，对仙药提出了新的说法。道家认为，丹药就是仙药，而丹药是可以炼制的，服食丹药就可以长生不死。所以炼丹就成了道家的一项重要活动。而在求仙活动最热闹的秦汉时期，方士们就已经热衷于宣扬炼丹了。道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继承了方士们的说法，将炼丹服药视为修炼成仙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魏晋以来，涌现了很多炼丹秘诀之类的道家著述，除了散佚的，现存的有近百部之多。

道家大肆宣扬“黄白之术”与炼丹之方，将道教信仰与修炼之法相结合，不断扩大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连天子王侯都乐于此道，甚至亲自“祠灶”，由此可见世人对道家丹药的迷信程度了。但服用了这种金丹，是否真的可以长生不死？事实却是金丹有大毒，服之要夺人性命。那么道家又如何来自圆其说呢？道家对此给予了一种新的解释，说服用金丹之后，那不是死，而是“尸解”，是遗弃肉体成仙去了。

道家宣扬的修炼之法，除了炼制“外丹”，还有所谓的“内丹”。按照道家的说法，是指以自己的身体为“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通过修炼，使精气神凝聚不散而结成“仙丹”，这就是所谓的“内丹”了。道家关于修炼“内丹”的说法，从南北朝兴起之后，曾大为流行，并涌现出了很多关于修炼“内丹”的道家著述。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道家的修炼内丹，有气功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医学原理。道家的炼制金丹与炼丹术，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实验化学的先驱。

但总的来说，无论是炼制外丹，还是修炼内丹，都笼罩着成仙迷雾。毋庸讳言，从方士到道家，他们所宣扬的求仙之法与登仙之途，都有相当浓郁的迷信成分。也可以说，求仙的愿望虽然美好，终究还是难以实现的。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