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后，遗产却不能买墓地”，这一争议近日被广泛讨论。

起因是2025年12月14日，上海46岁的蒋女士因病离世，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有媒体报道称，她留下的房产加存款，总价值估计有200万到300万元，无法定继承人可继承。根据法律，当地民政局被指定为蒋女士的遗产管理人。

蒋女士的一名远亲，吴先生，希望与蒋女士好友一起，用她的遗产举办追思会并购买墓地，却由于不具有法定继承及处理逝者遗产的资格，被当地相关工作人员拒绝。

2025年12月29日，虹口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目前民政局尚未接收蒋女士的遗产，只有当履行完相应的遗产管理人职责，法院判决认定的无主财产，才会收归国有。

蒋女士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孤身一人离开世界，本是寂然过程，其遗产分配与处理的争议、纠纷，反而成了最喧哗的一面。

蒋女士的“身后事”，是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户。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抽样调查，2024年，中国一人户在各家庭规模中，占比接近20%，尽管各年份抽样数据不同，但其比例均在20%左右。要知道，在1999年，这一比例只有6%。

如此庞大的独居群体，如何在身后处置与分配遗产，的确会成为横贯公与私两个领域的复杂问题。上海蒋女士事件的关注度与热度，也多少昭示了公众心中的某种忧虑：社会与个体，如何面对如此新的命题？

浪漫化的叙事里，一个人死去后，凡有人记住自己，生命就没有真正消亡。但我们不得不直面现实：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痕迹与遗愿，依然要依附于一部分物质财产，在没有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一个孤独离世的人，究竟可以如何体面地与这个世界告别？他们与世界最后的连接，又在多大程度可以兼顾公义理性、私欲诉求，以及死者本人的自由意志？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无在世父母及子女，亦无其他法定继承人选的遗产争端，近年来并不少见，且大多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常住人口多，且结婚率与生育率较低的大城市。

独身者去世时，如果法定顺位继承人均不在世，若有其余非直系亲戚主张继承遗产，法院通常会按照亲戚对死者生前的帮扶或照护比例，酌情分配。

例如，2025年8月，北京一未婚未育女子去世后，多位亲戚起诉要求分割全部遗产，最终，法院根据亲戚对死者的帮扶比例，将死者遗产里的100万元现金分配给他们，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的依循。《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此外，《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也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

从法律上看，这次蒋女士一事中，上海虹口区民政局与居委会的决策是没有问题的。更大的争议在于，在亲属关系、照护事实与法定原则之间，还存在哪些情与理的边界？

“无子群体越来越多，但一些法律规定和制度层面上仍有未打通的程序。”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金涛告诉笔者，一个没有法定继承人的人老去后，由于没有合法支配其财产的人，“甚至可能出现无法用自己的财产来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的情况”，李金涛认为，这是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