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驶向荒漠

王红阳的人生，恰似一列不断驶向荒漠的列车。从大城市到大西北的荒漠，从临床医学到基础研究的荒漠，从顶尖研究所到空白实验室的荒漠。如果她在年少时选择随大溜，也许会在区委机关较为稳定地度过一生，但她身上的那股“拧劲”，让她不断放弃眼前的路，走向一条新的路，重塑一个自己。

17岁那年，这个在江南长大的女孩提前送给自己一份成人礼——从军。她辞掉了机关工作，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大西北的野战医院入伍。她在野战医院学到的第一课，是目睹宁夏固原的妇女在土窑里承受生育之痛：一名母亲19次妊娠，却只留下3个孩子，产后感染的伤口在艾草烟熏中溃烂流脓。

“那时我才懂，医学不仅要治病，更要在贫瘠之地种下希望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她发现祖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需要得到整体提升。不久之后，她又意识到，这不只是增强医疗保障的问题，还要提升核心的医疗能力。

1973年的寒冬，王红阳的父亲罹患肺癌去世了。在病床前，她看见所有的止痛药在癌细胞面前都没有作用，专家会诊后的无奈，让年轻的王红阳再一次看到了医学的局限。

带着这样的不甘，她再次登上列车，目的地变成了第二军医大学。彼时，当同龄人忙着在稳定的岗位上扎根时，她却再一次选择改变。从护士到医生，从临床到科研，每一次转身都意味着从头再来。

28年前，吴孟超院士的一句话成了王红阳又一次启程的号角。他大手一挥：“4楼整层都给你，去闯吧。”那时的实验室不过是一间空屋，第一张实验台是从病房拖来的旧木桌，玻璃器皿从病房回收后要反复刷洗。她在这里分离出原代肝癌细胞株，在试剂短缺的年月里，用从德国带回的加样器、匀浆器、转膜仪开启了信号转导的研究。

在王红阳的生命体验里，每经历一次“大变局”，有多少苦楚与纠结，恐怕连她自己也无法数清。对她而言，所有的奔波与坚守，是为了兑现当年在父亲病床前、在西北土窑里许下的愿——让更多人不必在病痛的荒漠里孤独地等待黎明。

能力之上的好运

1973年的那场高考，是命运抛来的第一块敲门砖。王红阳抓住这次机会，没日没夜地学习，在煤油灯下恶补数理化知识，用3个月的时间啃完中学课本，最后以原兰州军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第二军医大学的校门。

1977年，已在长征医院担任临床医生的王红阳，再次展现出主动破局的能力。当年，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英语中级班，但报名条件是主治医师以上级别的医生才能参加。王红阳想去，就在办公楼前拦住院长的去路：“给年轻人一个考试机会，我们一定学得更快。”她的据理力争换来了破格参加考试的资格，她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入选。为了学好英语，她还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来原版《西氏内科学》苦读，这也为此后的际遇悄然埋下了伏笔。

临床12年的时光，让王红阳从住院医师成长为主治医师，她虽然学会了治病救人，但面对癌症晚期的患者，有时还是无能为力。她逐渐意识到：“当医生能救少数人，做科研能救无数人。”于是，王红阳开始寻求在学术上继续深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