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服膺儒家教义，平日里谨言慎行、律己甚严，他的日记常有自责的表述。日记之外，家书也成了他修身齐家的日常功课。前者每日检点行止，意在规范自己的言动，使之合于儒家教义，正道直行；后者则成了他与兄弟子侄相互提醒、激励鞭策的载体。曾氏几代后人不少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事业有成，大约也得益于他生前树立的砥砺正气、积极进取的家风。这里所说的“三耻”，正是他家书中写的话，此说既是曾国藩的自省，也表达了他对后辈的期许。

咸丰八年（1858）八月，曾

国藩给长子曾纪泽写信，信中对自己的学行有着深刻的反省，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家信是写给亲人的私书，曾国藩在书信中教导子弟时循循善诱，态度严肃但用语委婉；但检视自己时却换了一副面孔，秉持先贤每日三省、严于律己的原则，挑起毛病来毫不容情。曾国藩一生文治武功、出将入相，是封建社会公认的圣人。然而书信中一番严格的自审之后，竟还有“三耻”的体认，读来颇令人诧异。信中再三叮嘱自己的长子，促其发奋，为乃父雪耻。“三耻说”虽然言之凿凿，但相较于曾国藩的生平实际，仍有不小的出入。

客观地讲，曾氏对天文算学并非一无所知，从他教子时的情形看：能够历数该领域的重要文献，如正史中的天文志、《五礼通考》所辑“观象授时”的相关知识；为儿子分辨入窥学理门径的最佳方法，这些可都是专业领域内的学问。据此判断曾氏掌握这方面知识的程度，我觉得应是略知，未及深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