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人们对动物的认知历经多次变迁。起初，人们对动物的直观感受主导着他们对动物的认识。这种感受源自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例如目睹老虎的凶猛，便对其满怀敬畏；看到乌龟的顽强，就觉得它寓意长寿。随着文明的进步，古人对动物的认知逐渐深化，开始赋予动物更多象征意义。随着宗教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动物的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人们将动物与自身的信仰、价值观相融合，使动物成为一种文化载体，于是动物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了日常生活、文学作品、书法绘画、民俗节日……以如此丰富多样的形式融入人们的生活，不仅成为文化的象征，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本期开始，本刊开设专栏，邀请青年学者严保港老师，跟大家分享人文与自然双重视角观照下的动物文化。

近两年，不少打工人常以“牛马”自喻，这反映出人们对牛与马这两种动物的固有印象：负重前行、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这些“标签”源于二者自古以来的载具属性—无论是农耕时犁田负重的牛，还是赶路时驰骋代步的马，皆为古人劳作、征战与远行的得力伙伴。正因如此，牛与马常常在各类语境中相伴出现，如“牛马风尘”“裾马襟牛”等。魏晋之际的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提到伏羲“服牛乘马”的传说，此指驯化牛、马为人驱役，远古先民从此发展起了畜牧业。

上述这些成语或典故锚定了牛、马作为负载或役用工具的原始底色，却也只是古人对它们认知的冰山一角。回溯历史长河，古人对牛、马的印象远比“负重者”这一单一定位更为丰富立体。在漫长的朝夕相伴里，人们对它们的情感与认知早已超越“工具”的范畴，沉淀为镌刻在文化脉络里的独特符号。

引重致远

在很早的古史传说中，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曾经过“四岳十二牧”的同意。这里的“十二牧”大概是当时的部落首领（如东汉末年的一州长官，就被称为“牧”），学者认为，他们以“牧”为首领之称，说明其部落应以畜牧为主。尽管这只是传说，“但却是原始畜牧生活的一种形象反映”。远古先民驯养牛、马的时间十分之早。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山东历城城子崖）中，发现过大量马骨、牛骨，仅次于猪、狗，一般认为牛、马彼时已为家畜。与龙山文化联系密切的商文明，确有相关记载。《管子》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又据《世本》《山海经》，“殷人之王”应指商人的七代先祖王亥，大约在夏朝中期，他驯化牛、马，将它们当作牵引车子的拉力。

除了可食用外，负重前行确实是先民对牛、马的最初认知。《论语·泰伯篇》所言“任重而道远”，常用来比喻“承担重大责任且需长期奋斗”，这正是牛、马负重本义的延伸。《周易·系辞下》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作为最常见的两种拉力，牛、马都可以用于载人或运输物资，但二者各有侧重。牛的速度慢，可载重大、耐力好，更适合用来拉货；而马的速度快、载重少，适合乘骑，“骑”的象形字就是人骑在一匹马上。马当然也拉车，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中就有马车。商代王族的日常出行同样离不开马车，由于其数量稀少，往往被当作身份的象征。殷墟遗址还有不少车马坑，大多为一车二马的形制，多用于军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牛、马凭借自己的“天赋”成为各自时代中的“宠儿”。

一马当先

率先脱颖而出的是马。马的速度快、机动性高，常用于骑乘与狩猎。商周以来，养马业蓬勃发展，渐成体系化，商代有主管相关事务的“马小臣”，西周的马政则更加成熟。因此，马文化逐渐融入到人类社会与文化当中。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军事与祭祀这两件大事中，都有马的身影。最值得一提的是军事。

先秦时期的战争可以用“金戈铁马”四个字来概括，当时的战争主要是车战。《淮南子·本经训》载：“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夏桀无道，商汤率三百辆战车伐之；而武王伐纣的主力除三千虎贲与四万五千甲士外，也有“戎车三百乘”。“乘”作为计量单位读作“shèng”，指以马车为中心的基本作战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