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朝诗人李益的名字，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传奇故事《霍小玉传》中辜负佳人一片真心的“负心汉”形象，但这毕竟是文学演绎的结果，并非李益的历史真面目。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其论著《诗薮》中对李益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此外，李益所作的边塞诗更是“皆可与太白（李白）、龙标（王昌龄）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李益成名之时，盛唐诗坛的万丈豪情已经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雨打风吹去，但在后世人眼中，李益和他的诗作虽然出现于国势下沉的时代，但其作品的精神却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阅读李益的作品，仿佛还能找寻到盛唐边塞诗那缕未尽的“余晖”。

李益边塞诗的创作

李益精于边塞诗的创作，与他的出身首先有不小的联系。《李益墓志》云：“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李益出身陇西李氏，其家族“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名将辈出。而他自己也以将门之后为荣：“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赴邠宁留别》），李益曾自称“关西将家子”（《边思》），这样的家风从小便培养起李益放荡不羁的诗人情怀。但李益还未成年，唐朝国势便急转直下，《从军诗序》中写道：“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安史之乱后“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这些都在诗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参加科举是古代读书人的必经之路，李益也不例外。出身陇西望族的李益，一开始应试科举并不顺利。为了排解心中的遗憾，他写下了《送同落第者东归》，其中“余亦依嵩颍，松花深闭关”一句饱含落第之失落。但另一位中唐诗人韦应物却在《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一诗中高度肯定了李益的才华—“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典坟。辟书五府至，名为四海闻。”李益在诗坛上彼时已声名大噪，潜力巨大，没什么好担心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李益墓志》中对其仕途的评价为“四擅郄诜之美”，也就是科举高中四次，这在整个中国科举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想必当时李益已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然而，他等来的却只是河南府参军、郑县主簿、渭南县尉这种小官，这也不怪诗人宁愿寄情于山水，发出“何必若蜉蝣，然后为跼促。鄙哉宦游子，身志俱降辱”的感慨。不过，曾写下“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的李益，并不会像陶渊明那样真的寄情于田园乡舍，而是到藩镇幕府求职，自此开启了从军入幕的新征程，这也进一步丰富了他创作边塞诗的思想资源。

唐建中元年（780）深秋，诗人初入朔方节度使（治所今宁夏灵武）崔宁的幕府，正式开始了他“五在兵间”的从军生涯。一入幕府，青年李益跟随崔宁“巡行朔野”，一路欣赏边塞风情，诗兴大发，从“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的夏州，至“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夜上受降城闻笛》）的边城，怀着“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之心的李益，似乎等到了可以大展宏图的时机。

栖身于藩镇节帅的帐下，李益视野逐渐开阔，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边塞名作，既有舍身报国的豪迈，如“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从军有苦乐行》）和“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塞下曲·其二》），又有对边塞真实生活的反映，如“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在诗人的笔下，边塞不仅仅有渴望建功立业的将士，还有戍卒心中难以言说的厌战与思乡情结。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李益的边塞诗作之所以能够与王昌龄、李白等诗坛大佬比肩，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采好，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普通人生活的共情，将文学家的浪漫与政治家的心系天下完美契合在了一起，而这也是盛唐诗人文学创作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