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所见写本，佛教文献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据学者周丕显统计，敦煌遗书中汉文佛经的总数量可达到32000卷左右，数量最多的是隋唐时代流行最广的佛教经典，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2396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1417卷。佛经写本不同于单纯的知识传抄，除了便于流传、弘扬佛法外，还被赋予了积累功德的宗教意义，是民众宗教实践的生动彰显。

写经主体：官方与私人

《法华经》中曾言“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千二百耳功德”，这种因果回馈机制促使信众通过抄经祈福禳灾，或发愿，或忏悔。写经活动作为“得功德”的宗教实践，随着佛教深入汉化与传播，逐渐突破僧人比丘修持的范畴，形成跨越社会阶层的现象。

按照传统二分法，写经可以分为官方写经与私人写经。统治者推行官方写经，一方面出于其个人佛教信仰，另一方面也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由于佛教的某些经义与儒家思想存在矛盾，积极引导其本土化以调和矛盾，便成为巩固政权统治的必要举措。即如咸亨至仪凤年间，武则天为已逝父母抄写《妙法莲华经》三千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为太子李弘抄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这场大型写经活动的具体细节，有赖于敦煌遗书得以保存：P.7388、P.2385v、P.4621等卷是武则天为已逝父母敬造的《妙法莲华经》三千部发愿文；S.7236是武则天为已逝父母敬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发愿文；S.1513是武则天为其子李弘去世写的《一切道经序》。这些发愿文与经序与其他敦煌写卷题记一样，都详细叙述了写经缘起、经过、目的。学者赵和平认为，武则天主持造的《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及连带的给父母做功德的一切活动，体现的是儒家“孝”的观念；为李弘写《一切道经》及度人出家，表现的是“母慈”的形象。武则天借助宗教行为塑造符合儒家理想的统治者形象，生动体现了初唐时期佛教世俗化的文化特征。

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弘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写经活动的职业化和系统化。《魏书·志第二十》记载：“世宗（即宣武帝元恪）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延昌年间，佛教传播、寺院和信众的规模已经相当宏大。除了史书记载，敦煌遗书中也有实物印证。据不完全统计，延昌年间写经题记至少有以下六则：

（S.1547）延昌元年岁次壬辰八月五日，敦煌镇官经生刘广周所写经成讫。典经师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洪亻隽。

（S.341）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日，敦煌镇经生钱显昌所写，经成讫用纸廿，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

（P.2110）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廿三日，敦煌镇经生帅令狐崇哲所写，经成讫竟，用纸廿一张。

（S.9141）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七月十五日，敦煌镇官经生帅令狐崇哲所写，经成讫竟。用纸廿三张。校经道人。

（S.2067）延昌二年岁次水巳七月十九日，敦煌镇经生令狐礼太写此经成讫，用纸二十四张。校经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P.2179）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六月十四日，敦煌镇经生帅令狐崇哲于法海寺写此论成讫竟。用纸廿六张。校经道人。

观察其题记内容，可知这一时期抄经频繁，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流程。“官经生”“经生帅”“典经师”等名称的出现，印证了经生的官方化与系统化：“官经生”隶属于官方政府或者官方寺院，“经生帅”“典经师”则是统管官经生、对写经进行审核的管理者。

随着官方写经活动的展开，逐渐形成了严密的审阅流程，从“书手”（即实际抄录经书的经生）、“装潢手”，到详阅、初校、再校、三校，再到官方派遣专任官员进行监督。“书手”抄经是基础环节，书手的选拔十分严格，官方机构的写经生必须具备较高的书法水平和文字功底，写经过程中不能有丝毫潦草和涂改。详阅阶段一般都由僧人完成，核验是否存在讹衍脱误等问题。再进行初校、再校、三校。如S.5319：

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书手程君度写，用麻纸十九张，装潢经手王恭，详阅大德灵辩，详阅大德嘉尚，详阅大德玄则，详阅大德持世，详阅大德薄尘，详阅大德德逊，太原寺主慧立监，太原寺上座道成监，经生程度初校，大总持寺僧大道再校，大总寺僧智安三校，判官少府监掌治署令向义感，使太中大夫行少府少监兼检校将作少匠永与县开国公虞昶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