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一些音乐人喜欢把古诗改编成流行歌曲来演唱，其实，“古诗翻唱”的创意，北宋大文豪苏轼早就玩过了！比如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就是苏轼把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这首诗给“改编”成了词来歌唱。
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櫽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苏轼在词序里就说，他是对韩愈的诗“稍加櫽括，使就声律”，也就是调整诗句，使其符合词的律声。这种“以诗为词”的创作方式，在当时可是相当创新前卫的呢！这首词不仅保留了韩愈原诗的语言和意境，还巧妙地融进了自己潦倒沦落的身世感慨和无可告语的抑郁悲怀，既忠实于原作，又能“借题发挥”，是宋代櫽括词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高妙之作。
编年
关于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的创作时间，学界一直都有不同看法。目前主流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清代的王文诰在《苏诗总案》里，最早提出这首词是元祐二年丁卯（1087）四月写的，朱祖谋、龙榆生、曹树铭这些学者也都支持这个观点；第二种，薛瑞生在《东坡词编年笺证》里认为它创作于元丰五年壬戌（1082）正月；第三种，孔凡礼在《苏轼年谱》里提出，这首词应该是元丰四年辛酉（1081）三月写的，邹同庆也赞同这个说法。不过，这三种观点其实都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元祐二年四月说”
首先，清代的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最早认为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无年月可考”。但是他后来却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二年四月章楶知越州，及傅藻《东坡纪年录》记载的“元祐二年丁卯，先生五十二岁。公在翰苑”，认为苏轼这年也在京，二人有相见可能。于是，将这首词也归到了元祐二年丁卯（1087）四月。更需注意的是，王文诰本人也承认其编年为“推测”，但是后来诸如朱祖谋、龙榆生、曹树铭等学者对此词的创作时间并未详考，只是沿用王文诰的编年，从而认为苏轼此词当作于元祐二年（1087）。
其次，王文诰把这首词系在1087年，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就是苏轼的词序和他写给朱康叔的第二十封信之间的联系。
苏轼在词序里说，这词是章质夫找他要的琵琶歌词。同样在《与朱康叔》第二十封信里，苏轼也提到“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这就说明，这首词是应章质夫的要求写的。而且从信里“不敢不寄呈”这句话能看出来，词肯定是在写信之前就写完了。
最后，那怎么确定第二十简的时间下限呢？根据谢桃枋先生《朱寿昌寻母事辨》一文的考证，再结合《宋史》中“朱寿昌……卒，年七十”的记载，可知朱康叔出生在1014年，活了七十岁，推算来说他在1083年就去世了。既然这封信是苏轼写给朱康叔的，那肯定是在朱康叔去世前写的，最晚也不会超过1083年。这么一来，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必然也在1083年之前，王文诰说的1087年显然就不对了。
其二“元丰五年正月说”
首先，薛瑞生在《东坡词编年笺证》中认为《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当编元丰五年壬戌正月”，他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这首词与《与朱康叔》第二十简的创作时间相近，所以先确定了二十简的时间也就能确定这首词的时间了。因为信中提到了“今已写得经藏碑附上”，那就可以顺着“经藏碑”的线索找到信的创作时间。
因此，薛瑞生参考了王文诰《苏诗总案》和苏轼《与宝月大师》其三两则材料。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二十一中认为“元丰四年辛酉……正月……书胜相院经藏碑成悟清辞归作惟简书”。即元丰四年正月苏轼写完了胜相院经藏碑。苏轼《与宝月大师·其三》中“某启：近递中两奉书，必达。新岁，远想法体康胜。……屡要经藏碑……遂与作得寄去。”综合这两则信息，薛瑞生推断出“经藏碑”的创作于元丰五年正月。从而确定《与朱康叔》第二十简与《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作于元丰五年正月。
这个结论其实有问题。因为苏轼《自跋胜相院经藏记》明确记载了《经藏记》作于“元丰三年九月十二日四鼓”，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也提及作于“元丰三年，岁在庚申”，这和王文诰《苏诗总案》里写的“元丰四年辛酉十二月”差了整整一年，说明王文诰的编年本身就是错的。
所以，薛瑞生被王文诰误导，错误判断了“经藏碑”的完成时间，后面关于《与朱康叔》第二十封信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自然也就跟着错了。
其三“元丰四年三月说”
孔凡礼在《苏轼年谱》里认为苏轼此词作于元丰四年辛酉（1081）三月，邹同庆也赞同这个说法。孔凡礼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发现苏轼在《与朱康叔》第十八简里写着，“章楶今日恐到此……元丰三年九月二十日记”，意思是章质夫在元丰三年九月二十日到湖北上任了。然后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中就推测“去年楶来，明年寿昌（朱康叔）离任”，既然章质夫元丰三年来，而朱康叔元丰五年就要离任，所以把《与朱康叔》第二十简的时间定在了元丰四年，顺便也把这首《水调歌头》系在同年三月，邹同庆虽认可这一说法，但没拿出新的证据。
不过，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经得起推敲。据《栾城集》卷十二《迎寄王适》与《苏轼文集》中《与朱康叔》第一简可知，元丰五年夏朱康叔尚在鄂州。又根据《苏轼文集》卷六十七《题温庭筠湖阴曲后》：“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而鄂州太守陈君瀚为致其书，且助之请。”知元丰五年秋后鄂州太守为陈君瀚，此时朱康叔已离鄂州任。可见，从元丰三年九月章质夫到湖北，一直到元丰五年入秋前朱康叔离开鄂州，这期间章质夫、朱康叔和苏轼三个人都在湖北活动，三人均存在见面与通信的可能。仅凭二人任职时间无法确切限定《与朱康叔》第二十简作年为元丰四年，且孔《谱》将词编于元丰四年三月缺乏确切证据。
接下来就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这首词应该是元丰四年（1081）正月写的。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时间，关键得把苏词的自序和《与朱康叔》第二十封信对照着看。苏轼在词序里说得很明白，“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櫽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巧的是，《与朱康叔》第二十封信里也提到“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这两句话说的显然是同一件事。所以只要能确定这封信的写作时间，那这首词的编年也就浮出水面了。
要如何确定这封信的时间呢？我们还要从信里提到的“今已写得《经藏碑》附上”这句话找线索。
苏轼《自跋胜相院经藏记》《胜相院经藏记》里都明确写到《经藏记》的文稿在元丰三年九月十二日就完成了。后来在《与宝月大师》其三中又提到“新岁”是应宝月之请完成了《经藏碑》书法作品，这就表明此事是完成《经藏记》的次年，即元丰四年的“新岁”。再结合《与滕达道五首》其二中请滕达道题碑首等内容，可推断出《经藏碑》完成于元丰四年正月。
所以，既然第二十简中“今”字表明写信时间与《经藏碑》完成时间相近，所以该简也是元丰四年正月写的，继而推断出《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也是元丰四年正月所写。
檃括手法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是一首经典的“古诗翻唱”，苏轼还将这一做法命名为“檃括”。苏轼是第一位明确提出“檃括”一词，并有意识创作檃括词的词人。苏轼在题序中就明确说了“特取退之词，稍加檃括，使就声律”。
那么，苏轼具体是怎么“檃括”韩愈诗的呢？请看下面的对比表格。
从句式上看，苏轼除了直接借用原句原词，还对韩诗句式进行改动，比如简写概括原句、扩写补充想象及用典等，或是多种方法并用。
补充想象，比如“昵昵儿女语”“恩怨尔汝”就是直接从韩愈诗里拿过来的，不过苏轼还加了“灯火夜微明”“弹指泪和声”，一下子就把画面感拉满了，好像能看见两个人在昏暗灯光下说话的场景。
简写概括，如“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被他概括为“起坐不能平”，短短五个字就把那种激动的状态概括出来了。还有“湿衣泪滂滂”改为“无泪与君倾”，用“无泪”反而把感情推向更深了，甚至超越了原诗。
多种方法并用，比如说“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这句，苏轼改写为“忽变轩昂勇士”，用“忽”字替换“划然”，读起来更干脆；不仅如此，苏轼还引用了《左传》里曹刿论战的典故，增加了“一鼓填然作气”，又引用《庄子》“千里不留行”，把勇士们冲锋的气势与战争场景渲染得更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