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突然充满惊悸地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一个“空前塌缩”的时代了。这种黑洞一般的“塌缩”意味着：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当下的“全球化”浪潮已经形成了，不光是把“地球村”挤压成了一整个场域，还更把这个场域压榨或全息进了任一个节点；如果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则更是在一方面尚留在传统的记忆中，简直不舍得从过去的残梦中醒过来，而在另一方面，却又被强推进了黑漆漆的、不确定的未来，由此也就更加生出了“今夕何夕”的疑问，而这也就是我在标题里写下的“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在这种不知是福是祸的变异中，又正如我前不久在另一篇总序中讲的：“在变异得如此令人目眩的现代生活中，如果只从中举出一个最大的变量来，那就要首推‘现代科学’这个因子了。”而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也“很赞成去开辟‘科学人类学’的新方向，而冲淡甚至撇开对于原始思维的过时怀旧，既然‘科学’已无处不在地渗入了‘人类’的生活，乃至难以抵挡地转化了‘人类’的生活，甚至于，在这个有关我们自身的‘类概念’中，也已层层累积了由‘科技’迭代所带来的变化，且不说，这样的日新月异还是不知所终的，鬼知道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刘东：《社会中的科学》丛书总序）——就因为这样，让人不禁为之目眩的是，于今再来回顾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竟觉得连一次都“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了。

从一个侧面来说，在这种前思后虑、五心不定的时刻，如果选择悲观地看待这一切，那在立场上就很接近后期的海德格尔，而认定了这种与“古代技术”不同的“现代技术”，必会作为强制性的“遮蔽方式”而导致“存在的遗忘”，从而诱使人们沉迷于技术控制之中，由此从根本上遗忘了对于本真意义的追问。而与此同时，如果再从斯蒂格勒的角度来看——他那本《技术与时间》显然是脱生于《存在与时间》的——则会既以爱比米修斯的隐喻来揭示人类的先天不足，又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来凸显人类对于“代具”的依赖，从而暴露出了他们因为“代际差异”而导致的“存在异化”。不管怎么说，在如此层层叠加、不知所终的危局中，只要有一次“稍有不慎”而“满盘皆输”，也就会是“晚期智人”时代的彻底终结了。

可话又要说回来，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如果转而选择乐观地看待这一切，自然又要回想起卡尔·马克思来，尤其想起他的更有想象力的早期。事实上，从他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他的《哥达纲领批判》，都是在憧憬着物质极大丰富乃至“自动涌流”的历史时刻，而惟其如此，经济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才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人类才真正有了一种可能从“异化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甚至于，人类也才可能不再被牵着物质欲望的“牛鼻绳”，或不再是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定义的、并不自由的人。由此可见，如果在马克思朝向不断“技术进步”的畅想中，人类正是要基于这种推力来告别自身的“史前时代”，那么至少是在这位德国学者看来，我们当下也可能正是站在走向“属人时代”的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