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强，80后，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人，不过现在应该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通渭县这个地方我熟悉，大约十几年前我曾访友至此，那是我第一次坐车途经山路，到处是悬崖峭壁的通渭县，压迫感十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另外的一条路》这本书中，瓦窑沟村、通渭县、包头市、河套地区等带有李亚强个体生命色彩的栖居地，所呈现出的精神样貌，正一步步朝我走来。它牵引着我，着迷于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80后作家命运的兜兜转转，着迷于那些看不见却令人沉默的“故事”，着迷于那些看似被人遗忘的“画面”重现人间。或许在这里，我真正地看到了“我另外的一条路”。

著名作家梁实秋有个观点值得玩味：“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梁实秋《散文的文调》）这是对“文如其人”的一种现代化阐释，从李亚强的文字中，我们似乎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在他的文字里几乎没有半点隐饰，这一点更能彰显出一个作家对文字的虔诚，以及骨子里的真诚。

李亚强的散文，朝向生活本身，发出最强烈的呐喊，或许他的呐喊并不起任何作用，但足以让读者铭记。他为什么会选择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那些亲身经历的事情，以局内人的视角进入情境之中，才能真正地打动人，从而沉浸式地完成自我精神图景的构建；第二，李亚强从自身经验到现实的重塑，试图实现“纸上还乡”创作主旨，以纪念终将逝去的青春；第三，以第一人称书写，可以更好地带领读者沉浸式地体验那些琐碎的曾经；第四，以“小我”呈现“大我”，以自我观照历史的方式，映射时代之变，彰显作家的人文情怀。

李亚强热衷于向生活问道，而且乐此不疲，所以他的散文总是引发人的思考。在书中收录的《暗夜终将来临》文中：“我知道，他已经到了怕黑的年纪，那些黑是化不开的，在你年轻的时候，黑暗给你生机给你灵感，但是在你老之将至的时候，却在时刻等着给你一下子，让你永远消失在黑暗里。”这句话深刻诠释了李亚强关于生命真谛的思考——无论是谁都无法逃脱最终会永远消失在黑暗之中的朴素哲学观。这看似宿命论的表达，实则是李亚强将目光投射到生命过程的意义之中，暗含着人与命运抗争的无奈或“西西弗斯”精神。在《浮生三记·自行车的宿命》中：“其实，自行车的宿命，何尝不是在这个城市打拼的那些底层人的宿命，在这个世间艰难地行走，说不定某一天就丢了，再也找不到了，似乎没有存在过。但是，这个人要承担的工作还得由其他人去完成。人，只不过是与自行车一样的工具罢了。”他甚至找到了人与自行车的共通性——工具属性。在城市，“自行车”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底层人的宿命，代表着奔波与劳碌，代表着无数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事物。无论如何，人最终还会找到存在的价值，也会朝着黑塞所说的“幸福”努力——“幸福是一种方法，不是一样东西；是一种才能，不是一个目标；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赫尔曼·黑塞著，窦维依译《我走入宁静蔚蓝的日子》）人可以努力地与命运抗争，哪怕失败，也可以选择退避，但是以自行车为代表的“工具”则不可能完成这一目标。

事实上，李亚强的散文语言幽默、活泼，哪怕是单纯地书写苦难，都未曾陷入一味的抒情境地。在他的笔下，再清贫、痛苦的事情，都会变得很“轻”。《我另外的一条路》所收录的文章，几乎都在观照生活，关注那些最贴近自我的事物。《闲居杂记·谁走了？》：“人活到老了，早走晚走就成了时间问题，也就没人在意了。只不过可能会有耳背的老人听见别人的讨论，突兀地冒出一句：谁走了？”“死亡”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该如何表达才生动，值得很多作家思考。众所周知，人一旦上了年纪，对于死亡的思考，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或者有看淡生死后的恬静自然，或者被死亡的恐惧笼罩而终日难眠。李亚强书写“死亡”的方式非常干脆且很有设计感，借助老人们最关注的那句“谁走了”进行抒发，这看似很轻松、写意的一句话，实际上蕴含着老人内心的疼痛与恐惧。《城市的柿子》：“离开北京的时候，车过郊区，我再次看到那些黄澄澄的柿子，恍惚间，我就看到了二弟和三弟的影子，在空旷的屋顶上，那么孤单，却又让人无能为力。”面对两位弟弟在北京打拼的现状，李亚强难免有些悲观，但一味悲观并非他的风格，他假借“柿子”的孤单，来完成人在大城市无能为力的反思。几位异乡人在异乡相见的场面，本就夹杂着抒情的成分，寒暄、饮酒、互诉衷肠、抱怨抑或苦中作乐，但这一切虚掩的表象，终究逃不过作家的凝视。